建设天津金融创新运营中心 以运营服务塑造金融新优势

建设天津金融创新运营中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区试验和服务经济体系建设背景下天津社会经济迈向更高目标、更高水平的历史必然,也是天津应对国内外新形势所带来的各种挑战的重要举措。作为推动金融工具、机构或业务流程创新、扩散,并提供创新性金融产品、服务的中枢,天津金融创新运营中心突显金融创新、运营服务功能,有助于塑造天津金融先行先试的新优势。因此,需要围绕运营中心功能定位,推动五大核心功能和配套措施建设,尽快实现天津金融创新运营中心愿景蓝图。

影子银行与正规金融双重结构下中国货币政策规则比较研究

将影子银行体系纳入到经济运行系统中，建立影子银行与正规金融双重结构下的DSGE模型，并依据2010—2012年的数据，比较分析影子银行贷款额、影子银行贷款利率、国内产出、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规则变动冲击的响应。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规则的变动直接影响着影子银行贷款额和贷款利率；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对产出的冲击强于价格型，二者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基本相同。

天津产业金融中心发展思路与对策

从天津打造产业金融中心的思路出发,重点突出产业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对接问题,到完善、优化相应的配套金融生态环境,再度强调天津市打造产业金融中心的定位问题。

开发性金融支持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研究——基于协同理论的分析框架

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支持力度的不足,基于协同理论视角分析可解释为二者不存在引领系统自组织发展的序参量。开发性金融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如何促进二者协同运作,并解决由协同度不足给住房保障融带来的融资困境,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协同理论出发,对此进行初步探索。

构建金融服务供需“双翼”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见成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创新研究》书评

2021年中共中央一号文聚焦“三农”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问题,并提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加快形成农业现代化经营体系。虽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已经取得可喜成就,但是融资难仍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金融服务创新是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竞争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兆廷教授和李俊强博士合著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创新研究》一书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具有极高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现有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从金融服务的需求端或金融服务的供给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问题进行分析,而在市场化的融资活动中,单一的供给端或需求端都难以有效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难题,因此构建金融服务供需“双翼”,才能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难题,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见成效。该著作正是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供需“双翼”出发,打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合作的障碍,构建有效需求提升和供给增加的路径,反映了我国农村金融领域的杰出研究水平,是一次开拓性的理论探讨和经验分析。该著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全球金融周期波动加剧人民币汇率失衡了吗

本文运用TVP-SV-VAR模型从外部溢出视角检验了全球金融周期波动对人民币汇率失衡的时变性影响。结果表明:从总体影响看,全球金融周期扩张对人民币汇率失衡产生正向溢出,其中对暂时性汇率失衡的冲击程度更大且逐年波动上升。从作用机制看,全球金融周期扩张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和贸易渠道加剧了人民币汇率高估,而通过利率渠道则可以减缓这一冲击。此外,全球金融周期波动主要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和利率渠道冲击暂时性汇率失衡,而对长期汇率失衡的冲击则主要通过贸易渠道。本文验证了全球金融周期加剧人民币汇率失衡的作用机制及其对暂时性和长期汇率失衡的差异性冲击,为应对全球金融周期冲击,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所有制结构、金融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市场化不完全的条件下,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融资条件和融资成本差异,从而产生金融错配现象,由于金融错配的存在,使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从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测度不同所有制结构间金融错配程度和分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由所有制歧视导致的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结果显示:推动金融发展、消除所有制歧视是改善金融错配、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乃至中国经济发展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重要路径。

融资约束、所有制歧视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金融要素价格扭曲、结构性钱荒和产能过剩等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对金融资源错配问题的关注。由于融资约束的存在使得不同经济主体在获得外源融资方面存在着差异,本文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以融资约束、金融所有制歧视为切人点,选取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在测度分省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所有制歧视对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并呈现出倒U型的特征,而所有制歧视会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深化与碳排放——基于我国199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通过我国1995-2011年28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分析,考察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深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无论在全国,还是在东、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深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2)碳排放本身具有自我激励的性质;(3)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环境有改善作用;(4)金融深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平衡与深化:产城融合视角下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

本文基于产城融合的视角对于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只有将产业与城市紧密对接才能避免城镇化出现的"空壳"现象。金融部门在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应当着力于使产业与城市紧密对接,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

市场化进程、金融摩擦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新常态下,以长周期为视角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条件,而市场化进程及金融摩擦对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显著影响。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使用数据模拟方法,分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特征发现:市场化过程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其贡献率超过30%;私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金融摩擦的存在,融资约束由于限制了某些低才能经商者的进入而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金融摩擦的存在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稳定性;市场化进程所释放的改革红利会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降低,改革红利将无法长期持续。

基于动态模型平均的金融压力指数构建与预警

使用累积分布函数-信用加权方法构建反映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状况的压力指数,并引入动态模型平均方法对该指数走势进行预测分析并评估其预测效果.结果表明,动态模型平均方法在模型选择、变量选择、系数选择等方面具备良好的灵活性,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在具体应用中,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是对金融压力指数预测最有帮助的一类指标,其在后期的包含概率显著持续高于0.5,这类指标在风险防范中更值得关注.

深化高校金融教学改革 构筑天津金融教育高地——兼论如何深化高校金融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

天津作为中国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试点，需要大量的金融专业高级人才，各高校迫切需要深化金融专业教学改革，努力构筑天津金融教育高地，培养高素质的金融人才，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试图从高校金融专业教学实践的角度，明确深化高校金融专业教学改革的问题和主要方向，然后在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方面提出新的思路。

加快推进京津冀金融一体化--“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研讨会”专家发言摘编

确定金融的优先地位和优先方向,从顶层设计入手,发展先导性金融体系;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金融资源整合与创新刻不容缓,区域金融发展应当分工明确,金融创新链与产业链、项目链应实现高效连接;以互联网为依托建立京津冀一体化金融平台,是实现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借力天津自贸区,共建京津离岸金融市场,推进京津金融一体化,不仅有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而且有益于扭转中国金融业南北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发挥金融一体化先导作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再定位——兼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自贸区改革路径

立足于现阶段中国发展实际,以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本逻辑,在深刻解读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背景、现实逻辑、理论内涵及战略意义的基础上,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发展脉络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定位进行剖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系统集成思维开拓了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是驱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循环的改革试验田和有力抓手,也是国内发展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开放桥头堡和重要窗口,在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关键枢纽作用。要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差别化探索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先行先试制度红利,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融入国家开放发展战略,用高水平开放实践助推国内外经济良性循环,共同驱动中国经济奔向高质量未来。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

金融发展不仅可以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直接的融资支持,也可能通过缓解技术进步的融资约束进而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支撑。以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作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将其引入到中介效应模型中,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变量的作用,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比重约为16.53%;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模型的内生性后,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仍显著存在。为更好地利用这一中介传导路径,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风险容忍度与企业创新:基于家族企业二代接班者视角的检验

家族企业作为民营企业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正面临着创新转型和代际传递的双重挑战。本文试图验证家族企业二代接班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从而为家族企业面对权杖交接的"惊险一跃"时,如何继续保持产业的基业长青、代代相传提供证据。基于内生及外生性处置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1)由于家族企业二代接班者长远的投资眼光和战略意图,以及构建自身权威和合法性的需要,他们往往具有更强的风险容忍度,从而倾向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2)在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选择上,"企二代"不仅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企业原发性创新,还会通过资本运作,例如并购或与其他创新型企业合营为企业带来外部创新。上述结论在经双重差分法剔除"自选择"和"非时变不可观测异质性"等内生扰动后依旧保持稳健。本文的结论不仅拓宽了有关家族企业的研究边界,而且也对中小企业如何促进企业创新以及创新路径选择问题提供了较真实的参考。

金融多维发力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面临我国“十四五”期间的全新形势,金融服务好实体经济发展凸显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国内外新的经济环境大背景下,本文从多个维度分析金融精准发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新举措以及新路径,以更好处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难点问题,畅通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两者良性循环格局。本文研究内容包括以推动扩大金融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以精准货币政策护航实体经济发展、以需求侧改革充分释放消费动能、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以数字金融为抓手促进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初心、以绿色金融改革促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以区域金融发展推进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区等。

中国金融创新结构的指数度量与影响因素

本文汇总1979~2015年中国金融创新事件,编制中国金融创新的结构指数。指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创新的总体结构日趋复杂和成熟;6种创新形式对创新结构变化的累计贡献更加趋同与稳定。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创新的探索是推动金融创新结构变化的持续动力;重大改革决策、对外开放和科技进步促进金融创新的结构变化,金融危机抑制金融创新的结构变化。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中国需要深化改革,营造更适宜内生性金融创新的环境,开展更多金融原始创新,重点推动制度、管理和技术创新,并关注创新时机和窗口期的选取。

人民币汇率均衡、失衡与政策调节

文章基于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选取2008年1月至2020年12月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出人民币均衡汇率及其失衡程度,并构建TVP-SV-VAR模型实证检验了宏观政策对汇率暂时性失衡和长期失衡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被低估和高估呈常态化,最高不超过7%,且相较于高估而言,被低估的时间更长;不同类型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长、中、短期汇率失衡的调节效应存在异质性,汇率政策在短期调节效果较好,货币政策在中期调节效果较好,宏观审慎政策在短期和中长期均有助于缓解汇率失衡;短期资本流动会加剧汇率暂时性失衡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