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突围与数字交往:人工智能背景下精准化国际传播突破方向

精准化传播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手段,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实施精准化的国际传播面临重大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在技术硬件、规则、系统三个层面,智能技术对国际传播生态产生深刻影响,国际传播面临着底层架构、平台垄断、技术代差等方面的制约,亟待“技术突围”。另一方面,智能技术也带来了跨国间丰富多样的人际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活动,数字交往可以促进主体间的共享、共鸣与共通,可以作为精准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路径。我们应当关注并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发掘主体间的交往潜力,从节点化、场景化、数智化、在地化等方面探索国际传播精准化的突破方向。

“新闻生产”概念的再生产:新闻学基本概念的工业逻辑反思与重构

“新闻生产”是传统新闻学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该概念揭示了建立在工业逻辑基础上的传统新闻生产活动面貌,以往的新闻生产研究也主要以大众媒体机构的职业新闻生产活动为中心。然而,用这一概念来解释数字时代的新闻采集、制作、分发等活动显然是不完整的,也难以涵盖丰富的中国新闻实践。传统新闻生产活动的工业逻辑表现为标准化、流程化、组织化、周期化、规模化、职业化等维度,而今天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实践在保持一定延续性的同时正在发生变革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反思新闻生产背后的工业逻辑及其产生的负面后果,对新闻生产概念进行扩容。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建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观照。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国出版业在技术方面的不断探索,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无论是文化强国建设、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还是出版学科建设,建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都十分紧迫和必要。要把握好建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立场与方法,逐步建构起兼具中国特色、世界意义、人文价值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

融入用户生活:全球新闻机构的WhatsApp实践

2023年6月,WhatsApp上线了频道功能,吸引了全球新闻机构的入驻。在这一全新的交流空间中,如何发布内容、吸引用户并实现流量转化,成为新闻机构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尼曼新闻实验室采访了全球13家新闻机构的负责人,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和思考。

新闻业动荡期的媒体生存指南

面对严峻的新闻业现状,各家媒体都试图从变局找到自己转型之路。2023年10月,《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采访了15名数字媒体领域的专家和从业者,从内容生产、用户沟通、媒体经营与发展等角度听取了他们的想法和建议,希望提供一份媒体生存指南。

文化的力量:论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文化实践与文化精神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研究我国新闻传播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深入学习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须从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的具体实践经验出发,探讨我国新闻传播活动所具有的文化向度,厘清新闻与文化的关系,并分析如何承担新的文化使命。对内而言,“两个结合”开启了新时代我国文化传播实践新局面;对外来看,我国致力于构建文明交流互鉴的传播新图景。中华文化塑造了我国新闻传播活动独特的文化气质与风格;新闻传播活动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可以概括为:以文化人、以文明道和以文铸魂,文化作为一种深沉的力量影响着新闻传播活动的行动取向和价值追求。

超越“新闻客观性”:新闻复合主体与新闻知识信任机制重建

在主体主义哲学和理性主义范式根基上,大众传播时代的新闻客观性作为一套职业理念、操作规范和话语策略,发展为传统新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然而,主体哲学已遭受重大挑战,并随之引发新闻客观性的基础动摇。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带来深远后果:一是“人—媒介(技术)”复合主体的显现挑战了传统的新闻主客体关系,二是暗知识的出现挑战了客观的实证知识信任机制,三是情感和行动卷入新闻业挑战了理性主义范式。反思“新闻客观性”概念,应超越主体主义哲学认识论,从实践的新闻认识论入手,弥合主客体二分及其诸种二元论,在新闻实践中平衡理性与情感、事实与价值、中立与介入、陈述与行动,建立基于新闻复合主体的新闻知识信任机制。

互联网三十年:中国手机媒介技术的“双重创新扩散”模式

手机作为一种媒介已经嵌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是我国互联网30年发展的标识性成果之一。中国的手机技术发展经历了从引进国外技术到模仿创新,再到自主创新的过程。本研究基于历史资料回顾了中国手机媒介技术和手机产业的发展历史,梳理了本土路径的阶段性特点,考察了政府、社会群体、国外技术公司、本土技术公司四类行动主体的作用及其关系网络。其中,政府的政策对新技术的创新扩散有重要影响,在技术治理方面呈现出“技术创新-社会化应用-传播政策引导”的螺旋式上升模式。本研究整合模仿律、创新扩散和颠覆性创新等相关理论视角,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认为中国手机媒介技术与行业发展呈现出新型的“双重创新扩散”模式,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手机媒介技术如何嵌入中国社会的整体过程。此外,中国的手机技术发展模式,朝向以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自主发展体系,为推动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促进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自主发展提供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