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互补:浅析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的融通互鉴

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是认识世界和沟通世界的两大学科,曾被视为“帝国产儿”与“战争产物”,有着负面性的历史遗产,有必要正本清源。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方兴未艾,是出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相互理解良性互动的现实需要,肩负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使命。在应对各自研究挑战时,两者又有着天然的互补性,具有融通互鉴、融合发展的良好条件。

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脉络与实践——基于历史变迁的研究视角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推进,国际安全环境日趋复杂。一方面,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逐渐增强、海外利益显著增加,各类安全隐患也随之凸显;另一方面,中美博弈、俄乌冲突、非传统安全等因素的相互叠加,使中国社会发展和安全形势面临着重大的变化与挑战。因此,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从历史纵深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部分朝代和人类近代史上五次重大变局中有关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梳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历史脉络与实践,为实现中国的安全式发展提供若干思路。

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研究:基于模型的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家安全作为专章进行部署,并在五个统筹中进一步突出了“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按照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和“新安全格局”的要求,塑造国家安全态势强调全主体应对、全领域治理、全过程协同,其运转模型可以建构为“规划制定—机制融合—动态管理—完善规划”的闭环结构及国家安全与国家治理体系机制深度融合的“嵌入”结构,具有前置化统筹、规范化嵌入、动态化监测、基础化调节四个特性。尽管这一模型理论层面上具有优势,但应用层面却因现有体制局限极易陷入实践困境,须立足于落实国家安全责任制、优化考评体系、完善多元共治、加强人才培育等方面综合施策,消解其应用层面的实践困境。

海上反恐的国际法分析

恐怖分子利用海洋难以监控的特点,日益威胁到国际社会在海洋的活动。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海上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同时,海盗与恐怖主义间的联系更趋紧密,极大地威胁各国的海上利益。海上恐怖主义也逐渐成为反恐领域的新焦点。针对海上反恐,国际社会已存在相应的国际条约作为执法的依据。但在海上反恐过程中,需要解决反恐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海上恐怖活动的管辖权以及海上反恐的国际合作等问题。

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加工厂”——浅谈融入世界体系的中国及其发展策略

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中华帝国融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重要国家的过程。目前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还只是一个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的世界“加工厂”。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中国仍是处于脱离边缘区、由半边缘区逐步向中心区靠近的过程。而处于半边缘区的现实,使中国既有加速融入中心区的希望也有被重新抛入边缘区的隐忧,所以制定合理的融入中心区的发展策略至为重要。

浅析石油投机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

国际油价自本世纪初以来一路飙升,给各国带来了程度不等的经济损失,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除去政治和心理因素之外,金融投机无疑是导致油价上扬的"罪魁祸首"。由于国内金融业的落后,中国在国际原油市场上抵御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这势必给自身的能源供给造成严重威胁。因此,中国必须从"硬件"(建立能源储备)和"软件"(规范和完善石油采购和定价制度)两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减小国际游资投机对原油价格的影响,全力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

浅析中国的经济外交

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已成为维系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经济外交地位明显上升,已成为许多国家政策的重要目标而被频繁地付诸实践。当今时代,正确地利用经济外交的特点和优势,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对积极推动我国整体外交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拉美国家金融自由化历程及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启示

金融自由化的核心是放松利率、汇率和管制,通过利率水平反映储蓄的稀缺性和刺激储蓄,提高投资收益率。金融自由化理论基础为新自由主义,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种观点只看到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阻碍了金融与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同样会造成金融效率的损失。按照其改革思路实施的激进式金融自由化以及“休克疗法”,最终均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信用体系的崩溃和金融危机。因此,金融自由化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才是目的。稳步实施金融自由化,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新科技革命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新一轮科技革命拉开帷幕,打开了世人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扇新的大门。如同历次科技革命一样,本轮科技革命不但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将给国际政治环境带来巨大冲击,重塑国际产业分工和政治生态。在此背景下,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与国家安全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往历次科技革命的特点。一方面,新兴科技将在安全领域给主导国带来绝对领先的优势地位,各国以发展求安全,国家安全成为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本轮科技革命对“安全”的依赖程度前所未有,国家安全也是本轮科技革命能够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这些新的现象和新的特点,将极大地考验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特别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能力。

新时代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挑战与维护

新时代,中国的和平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总体居多,但各种不利条件也明显增多;不仅强调“顺势而为”还要追求“谋势善为”;更加主动地争取、塑造和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发展面临着重大机遇,也面临着国内国际双重风险挑战。维护好新时代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牢牢把握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大方向;善于危中求机、化危为机,抓住并用好战略机遇;努力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重点处理好与美国、与周边的关系。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斗争及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斗争是在反动阶级统治区域进行的所有秘密斗争的总和,包括党的秘密组织、秘密组织发动群众、统一战线、情报、迎接公开组织与斗争的秘密准备等工作,与公开战线的斗争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经历了大革命和十年内战的早期探索、抗日战争的发展成熟和解放战争的成功顶峰三个阶段。回顾其历史经验与启示,对于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挫败和困难前景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仅在政治上失算,而且还把反恐战争拖入歧途.伊拉克重建前景扑朔迷离,无论美国还将出台哪些举措,伊拉克局势都是美国难以料及的.

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潮产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源于殖民国家的历史以及重利轻理的文化根性,强调行动、注重效果、开拓进取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三个主要特点。在政治现实中,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美国领导人通常都是以务实的态度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并利用所能得到的机会试图实现最大的利益。纵观美国对外关系史,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美国外交及国家安全政策以注重效果为主要特征,常随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对国家利益重点的界定,即使理想主义的高调幌子也难以掩饰实用主义的目的。

总体国家安全观“五个统筹”理念的历史演变、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怎样实现国家安全”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的理论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要求,“五个统筹”安全理念经历不同发展阶段日臻成熟。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需要对“五个统筹”的发展脉络与时代内涵有更为科学的理解,对“五个统筹”的多维逻辑和辩证关系有更为准确的把握。同时,坚持发展安全、开放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塑造安全相统一、互促进,是新时代践行“五大统筹”安全理念必不可少的原则。

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

冷战后东北亚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及诸多的现实威胁,使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成为必然;而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朝鲜半岛的缓和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使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成为可能。在东北亚已经逐渐形成了“两个轨道”下的安全合作。中国应积极参与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

拜登政府以来美国网络安全战略实践与效果评估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网络空间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美国总统拜登自执政以来明确将网络安全作为政府“顶级优先”事务,从战略、政策、实践等层面提升网络安全。上任以来,拜登政府在既有国家网络战略的基础上,密集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并付诸实践。2023年3月,新版《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出台,系统梳理了本届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举措,标志着其目标更清晰、战略更成熟、策略更完备、特点更鲜明。本文将对拜登政府以来的相关政策举措进行梳理,并对其落地情况与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谁能够取代霸权衰落之后的美国——从《转型时代》看世界体系的发展

对于今后一段时期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各国政府和民众一直在不断地表述着自己的观点、主张和愿望,学界关于世界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一超多强时期”、“多极世界时期”等观点也甚为流行。但是从现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来看,多极化的趋势是不明显的。无论从其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来看,还是从其国内政治发展来看,美国在1945年以来所积累的优势还没有衰减到令其霸权地位丧失的地步。至于在今后更长的时期内,即使存在一个多极化的趋势,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也比人们的设想漫长得多、艰巨得多。

拜登政府对台湾问题的错误认知与政策困境

拜登执政以来继续推行强硬遏华路线,在台湾问题上虽然有战术性调整和节奏性缓冲,但是“以台制华”的战略企图更趋明显。拜登政府罔顾台湾地区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恶意推销四大错误认知,即对中国对台合法主权的无视、对两岸军力失衡的曲解、对重新武装台湾地区的误判、对台湾问题的错误类比。在以上错误认知的基础上,拜登政府肆意利用“台湾牌”的边际效用,妄图将对台关系从中美关系中剥离出去,美国对台政策已然陷入难以突破的战略困境。

拜登政府对冲“一带一路”的新动向、动因及展望

拜登执政后,沿袭了特朗普政府对冲“一带一路”的总体政策,但从具体策略来看,较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拜登政府不在中国优势领域开展正面竞争,而是更进一步凸显美国现有霸权体系的优势,“非对称性”更趋明显。这种新动向的背后,既体现出美国霸权体系相对衰落时代背景下多重复杂动因,又意味着美国对冲“一带一路”策略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拜登政府的对冲策略,可能会对共建“一带一路”造成解构性的负面影响;但在美国霸权日趋下行的情况下,其对冲策略预期与成效仍存疑。

马克思恩格斯对布鲁诺·鲍威尔“群众观”的批判

“群众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与鲍威尔论战的焦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也认为群众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其中包括底层的无产者和上层的有产者,主要是指无产者,但是他们明确反对把“精神”作为划分群众与非群众的标准,认为这是在人为地制造群众的“愚蠢”。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鲍威尔关于群众是精神和历史的敌人的观点,提出了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也是历史进步的主体。针对鲍威尔“批判的共产主义”从精神上改造群众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群众所遭遇的异化是现实的异化,必须通过“群众的共产主义”运动才能消灭现实的异化。为了发动群众,理论家不能高高在上地批判群众,而是必须找准群众的物质利益关切。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群众的物质利益,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群众的精神发展,而是在他们看来,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生活过程之后,才能消除精神上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