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古典化”——沈紫曼与三十年代的南京文坛

沈祖棻在三十年代的南京曾以“紫曼”的笔名写作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显示着强烈的“古典化”的特征,这也是此时期南京新文坛的普遍特征。在文学观念上,“古典化”意味着新文学被转化为自律领域,进而与其文学革命时期的政治向度分离;在创作方法上,“古典化”将模仿当作首要创作技法;反映在文本风格上,“古典化”表现为文体与辞藻的新旧杂糅。“古典化”显著不同于文学革命时期关于文学政治性、原创性和素朴风格的想象,却是三十年代新文学普遍存在的一种趋势,并深刻影响了此后新文学的实践。

成为“阎连科”——论“回乡知青”的情感结构与历史症结

自叙传文本是进入作家心灵世界的“密钥”,最为经典的公案当属鲁迅的“幻灯片事件”。该事件通过鲁迅的随笔体自叙传《藤野先生》的叙述并经由几代学者的阐读与演绎,被认为是促使鲁迅做出“弃医从文”这一历史决断的“关键性瞬间”,甚至有学者视其为“仙台神话”①。

“战败的先知”:革命低潮中的未名社

大革命失败后,围绕着1926—1928年间北京革命者的经历,未名社有过短暂而集中的一段写作。在未名社解散后,未名社人仍屡次在人事、物质层面介入北平的地下革命工作,台静农的批判性的写作则一直持续到台湾时期。在对革命的认同上,20世纪30年代的未名社人与同时期的左翼作家并无显著的不同,只不过,左翼作家大体以革命胜利为认同的前提,未名社对革命前途的看法则相对悲观。未名社大革命之后的文学与政治选择,显示着在政治环境极端恶劣的状况下,革命仍可能以何种形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