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测实验室能力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全国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监测实验室能力现状,为下一步开展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能力建设培训以及提高POPs监测能力提供基础数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实验室人力资源、仪器设备配置、相关工作经历、培训需求等内容,并通过电话访谈进行信息复核。结果回收有效调查问卷214份。32家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化相关实验室人员数量差别较大,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等东部地区实验室人员较多,新疆建设兵团、西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青海省等西部地区实验室人员较少。受调查者的职称和学历水平较高,中高级职称占91.6%;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调查人数的92.1%,具有博士学位人员占7.9%,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各省市。受调查者对于《斯德哥尔摩公约》的了解程度较低,绝大部分受调查者未参加过《斯德哥尔摩公约》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相关知识培训,而且各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与POPs检测相关工作的人员较少。结论亟需在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范围内针对《斯德哥尔摩公约》以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相关知识开展全面培训,提高实验室人员的认知程度和实际操作能力,为我国履约成效评估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实验室含氯消毒剂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杀灭效果比较

目的加强消毒实验室质量控制,保证消毒检测质量。方法选用二氯异氰尿酸钠作为质控样品,以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6538为试验菌株,按《消毒技术规范》(2002版)中细菌悬液定量杀灭试验的要求,通过随机分组对全国32家省(直辖市、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实验室进行了比对质量控制考核,以稳健统计方法对实验室的检测能力进行评价。结果参加实验室32个,检测结果全部为满意的实验室22个,占68.75%。实验室检测数据共128个,结果满意的104个,占数据总数的81.25%。结论部分消毒检测实验室存在质量控制缺陷,需加强检测技术能力建设。

2022年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水质检测能力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2022年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能力,为促进疾控机构水质检测能力建设提供参考。方法收集2022年度全国各级疾控中心(CDC)水质检测能力数据,分析不同级别、不同地区CDC对《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中的全项指标(106项)和常规指标(42项)的检测能力。不同级别、不同地区CDC检测能力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结果省级、省会城市、地级和县(区)级CDC,全项指标的检测能力M(P_(25),P_(75))分别为106(104,106)、106(104,106)、94(60,104)、37(33,42),各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为632.56,P<0.001);常规指标的检测能力分别为42(42,42)、42(42,42)、40(40,42)、36(32,40),各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为396.76,P<0.001)。两两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县(区)级CDC全项指标、常规指标的检测能力均低于省级、省会城市、地级CD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校正后的P<0.001)。不同地区省级、省会城市CDC全项指标和常规指标检测能力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3.67和4.04、8.69和5.42,P>0.05),不同地区地级、县(区)级全项指标和常规指标的检测能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为50.16和36.16、177.36和154.56,P<0.001),两两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华东地区检测能力最高,西北地区CDC显著低于其它地区(校正后的P<0.001)。常规指标中,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指标检测能力最低;非常规指标中,贾第鞭毛虫、隐孢子虫、微囊藻毒素和草甘膦等指标的检测能力最弱。结论经过十多年的检测能力建设,疾控系统水质检测能力较2008年有一定提升,但是检测能力水平与能力建设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县(区)级CDC和西北地区CDC的检测能力比较薄弱,今后应该重点加强。

2010-2020年中国不同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力资源变化趋势分析

目的了解2010—2020年中国各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力资源变化趋势。方法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基本信息系统获取2010—2020年中国各省、地(市)、县(区)疾控中心自报信息,包括在职人员数量、在编人员数量、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人员学历、专业技术职称和工作年限等,由201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获取各地区年末人口。描述疾控中心人员数量和结构,计算平均速度、年均变化百分比(AAPC)、年度变化百分比(APC)、人力资源集聚度(HRAD)及其与人口集聚度(PAD)的差值;采用Joinpoint回归模型进行时间趋势分析。结果2010—2020年疾控中心在职人数和在编人数增长量分别为1.73万和1.83万名,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0.94%和1.14%,高于我国年末人口平均增长速度(0.52%),在职和在编人数的AAPC分别为0.93%和1.03%,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均P<0.01);2010—2020年中国每万人口疾控在编人数由1.14名逐年增长至1.21名;每万人口疾控在职人数2010—2017年由1.31名降至1.27名,2018—2020年由1.28名升至1.37名,APC分别为-0.40%和3.73%,分别呈下降和上升趋势(均P<0.05)。2019年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专业技术人员占比分别为86.01%(49145/57140)、83.75%(48813/58286)和79.54%(40735/51213)。2010—2020年中国疾控中心人员学历均值由1.91分增至2.43分,职称均值由1.39分增至1.53分。2010—2020年东部和西部地区疾控中心人员平均工作年限分别由19.37和20.13年降至19.04和18.24年,中部地区平均工作年限由20.28年增至21.15年。东部和中部地区HRAD均>1,西部地区<1;东部地区HRAD-PAD<0,中部和西部地区接近0。结论2010—2020年我国疾控中心人力资源数量提升、结构优化,但集聚度差异明显。

让叙事医学在疾病预防控制领域落地生根

几年前,偶然听到叙事医学的概念,第一感觉这应该是疾病预防控制(简称疾控)专业人员和临床医务人员共同研究的内容,是医防结合的重点。然而参加了几次叙事医学研讨会,翻阅了多期《叙事医学》杂志后,发现参与者多数是人文学科专家和临床医务人员,疾控专业人员很少参与其中。3年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简称新冠)疫情防控,让人们对疾控有了切身体会,一个个发生在流调溯源、核酸检测、社区防控、密接隔离、环境消毒、患者治疗、疫苗接种等各个环节里的鲜活故事,让人们终生难忘,叙事医学在其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农村环境污染疾病预防控制域模型研究

目的用信息化建模技术为农村环境污染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数据采集的信息化解决方案打下基础。方法参考ISO/HL721731:2006-Health Informatics-HL7 Version 3-Reference Information Model(RIM)-Release 1建模方法。结果建立了农村环境污染疾病预防控制域模型雏形。结论村级环境污染疾病预防控制服务域模型分为实体、角色、活动三个主题域,由六个基本类组成。某些基本类具有自己的亚类。HL7RIM的方法学能够很好的应用于村级环境污染疾病预防控制域模型分析。

土壤污染地区农村居民镉负荷水平与环境镉暴露相关性研究

目的多维度评估农村居民的镉暴露水平,分析环境镉暴露与居民内暴露水平之间的关联性。方法在典型土壤镉污染区和土壤镉清洁区采集土壤和出产农作物样本,选择当地成年常住居民为调查对象,采集晨间空腹随机中段尿液样本,并开展膳食调查。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检测环境和生物样本镉含量。采用相关分析、通径分析、广义线性回归等统计学方法探究环境镉暴露与人体镉负荷的关联。结果污染区和清洁区的土壤镉、大米镉以及蔬菜镉含量的中位数分别为0.50 mg/kg vs.0.49 mg/kg、0.23 mg/kg vs.0.02 mg/kg和0.03 mg/kg vs.0.02 mg/kg;污染区调查对象日均膳食镉摄入和尿镉水平显著高于清洁区,两地区居民日均自产粮食镉摄入和尿镉水平的中位数分别为2.59μg/kg体重(body weight,BW)vs.0.19μg/kg BW和4.27μg/g肌酐vs.1.34μg/g肌酐。土壤镉、大米镉、蔬菜镉和自产粮食镉摄入均与尿镉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6、0.78、0.61和0.69(P值均<0.05)。通径分析结果显示,大米镉含量是影响尿镉水平的主要决定因子。广义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日均自产粮食镉摄入量每增加1μg/kg BW,尿镉增加0.69μg/g肌酐;日均大米镉摄入量每增加1μg/kg BW,尿镉增加0.68μg/g肌酐。结论环境镉暴露与人体镉负荷水平存在正向暴露—反应关系,控制大米镉摄入是降低人群镉暴露的首要途径。

贵州农村室内空气污染预防控制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目的提高项目地区人群对室内空气污染危害的认识,改变不健康行为,减轻室内空气污染。方法选择贵州省贵定县燃煤地区为研究现场。以室内空气污染预防控制为核心信息,以农村社区和小学为干预对象,进行干预。选择其中154户居民和288名小学生以问卷调查形式评价干预效果。结果成年人中认为室内空气污染能够危害健康的人群由48.1%上升到94.8%。烟囱出屋率由38.1%上升到78.9%,使用煤火烘干辣椒的家庭由70.1%下降到9.6%。小学生室内空气污染来源知晓率由7.8%上升到94.8%,室内空气污染控制方法知晓率由66.5%上升到95.8%。结论本次干预效果明显,室内空气污染预防控制知识知晓率有明显提高,煤火烘烤辣椒等行为也有一定改变。

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实验室技术人员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测能力培训效果评估

目的对2014年3月—2014年12月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人体生物样本中杀虫剂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多氯联苯监测培训效果进行评估。方法针对培训内容,向参加培训的省、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人员发放统一设计的调查问卷,匿名方式对培训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估。结果国家级培训和试点省市培训有效地提升了参会代表对于《斯德哥尔摩公约》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认知程度。结论在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内开展《斯德哥尔摩公约》相关知识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实验室检测技术培训十分必要,同时培训内容适合目前需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高层次人才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了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国家疾控中心）高层次人才现状,分析人才建设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原因,探讨解决的适宜办法,提升国家疾控中心高层次人才数量和素质,更好地发挥专业上一锤定音的作用。收集国家疾控中心2014年12月31日人员基本情况,对高层次人才资源的分布、结构、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4年12月31日,国家疾控中心在职职工2 228名,在职人员中有院士5名,突出贡献专家17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5名,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8名。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840名（43.57%）,其中男性395名（47.02%）,女性445名（52.98%）;博士336名（40.00%）,硕士260名（30.95%）,本科176名（20.95%）,专科68名（8.10%）;年龄以41~岁为主,227名（27.02%）,〈40岁次之,202名（24.05%）。从聘任岗位来看,聘任专业技术二级岗的51岁以上人员55名（88.71%）;聘任三级岗的46岁以上人员72名（78.26%）。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以传染病预防专业为主387名（46.07%）,公共卫生专业218名（25.95%）,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专业134名（15.95%）,其他专业101名（12.03%）。由此可见,国家疾控中心高层次人员总量不足,专业领域、学科分布不均衡,正高级岗位年龄偏大,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引进机制不健全,缺少扶植政策,应进一步搭建政策和工作平台,保证国家疾控中心高层次人才需求,更好地发挥高层次人才的核心主力作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部培训需求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

了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国家疾控中心）干部的培训需求情况,为制定干部培训计划提供依据。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国家疾控中心处级及以上干部共101人。结果显示94人（95.0%）认为每年培训1~2次适宜,79人（79.8%）认为每次培训3~7d适宜,87人（87.9%）希望能网上在线学习,69人（69.7%）愿意去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参加培训。培训的重点是更新观念,最需要通过培训提升开拓创新的能力,最需要培训的是提升领导能力、管理能力、执行能力的有关管理知识。应结合培训需求,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开展干部培训,提高干部的管理能力和水平。

1990—2019年全球环境危险因素疾病负担—GBD2019数据再分析

目的 了解1990-2019年全球归因于环境危险因素的疾病负担及其变化趋势。方法 从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19)报告及全球疾病负担协作网络公布的GBD数据库,获得自1990-2019年全球环境危险因素的暴露情况、归因死亡数和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并通过绘制时间变化趋势图和计算年度变化率,分析近30年全球环境危险因素暴露及归因疾病负担的变化趋势。结果 2019年,环境危险因素中大气臭氧(O_(3))和环境铅的人群暴露风险最高,人群暴露风险比例分别为54.34%和51.26%;归因于环境危险因素的过早死亡数和DALY分别占全球疾病负担的19.9%和14.3%,其中导致疾病负担最重的环境危险因素是空气污染,其次是不安全的水、卫生设施和洗手,非适宜温度以及其他环境危险因素,其归因死亡数分别为667、166、196和99万人(分别占全球死亡数的11.8%、2.9%、3.5%和1.7%),其归因DALY分别为21 328、8 754、3 760和2 356万人年(分别占全球DALY的8.4%、3.5%、1.5%和0.9%)。1990-2019年,全球大气颗粒物污染和O_(3)污染的暴露风险和疾病负担均呈增加趋势。此外,住宅氡污染的疾病负担也呈现上升趋势,而室内空气污染,不安全的水、卫生设施和洗手导致的疾病负担呈下降趋势。结论 环境危险因素仍是人类所面临的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尤其是大气颗粒物和O_(3)污染、住宅氡污染和环境铅暴露,需控制其污染水平,降低健康危害。

洪涝灾区环境卫生处置与预防性消毒指引

环境卫生处置与预防性消毒工作是洪涝灾害期间一项重要工作之一,是保证受灾群众饮水安全、室内环境安全,降低肠道传染病暴发流行的重要手段。为做好洪涝灾害期间环境卫生处置和预防性消毒,本指引从基本要求、灾后生活饮用水卫生保障、灾后村落和场所环境卫生处置、灾后个人住宅的环境卫生处置和灾后个人健康教育与防护5个方面提出了环境卫生处置和预防性消毒的技术要点,以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识别公共场所危害因素 促进人群健康风险控制

公共场所存在多种物理性、化学性和生物性因素可产生人体健康风险,导致传染性疾病暴发和非传染性疾病发生。全面了解我国重点公共场所内的环境健康危害因素特征,有助于进一步开展公共场所疾病防控工作和健康防护,为有效降低脆弱人群健康风险提供基础证据。本期专栏针对宾馆、候车室、商场超市、理发美容店等重点公共场所,从场所环境卫生问题现况、健康危害因素对从业人员健康影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措施效果等多个角度,展示公共场所健康危害因素监测项目近年来的工作进展,以期为加强我国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和危害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农村环境卫生相关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干预效果分析

目的通过分析农村环境卫生相关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干预措施的效果,比较干预前后村庄环境卫生状况及居民个人卫生知识和行为的改变,为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提高居民个人健康素养提供数据支持。方法在河南和四川省各选择1个乡镇,于2016—2018年在所选乡镇所有村开展环境卫生相关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干预前后分别调查每村环境卫生状况并每村随机调查10名居民及家庭环境卫生状况。结果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干预后37个村有健康教育资源的村增多,有管理制度及规划的村增多,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的村减少。干预前后分别调查了 369户、373户家庭,干预后使用自来水的家庭由69.11%增加到85.79%,使用卫生厕所家庭由40.11%增加到54.16%,家庭室内卫生、庭院卫生、厕所卫生明显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居民个人卫生知识总知晓率由58.81%提高到70.38%,卫生行为总形成率由45.29%提高到67.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在农村开展环境卫生相关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干预措施,并建立健康教育宣传长效机制,能改善村容村貌并提高农村居民环境卫生相关的卫生知识,促进养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提升自身卫生素养和健康水平。

科研机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分析与思考--以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专业人员因公出国(境)任务为例

目的通过对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专业人员过去15年(2003-2017年)因公出国(境)任务情况进行梳理,总结以往国际交流与合作情况。方法通过查阅档案、公务访谈、座谈和资料查询等方法,收集和整理国际交流与合作资料并建立数据库。采用单样本Kolmogorov-Smirnov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环境所在过去15年因公出国(境)任务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为主(58.2%,89/153)。出访人员主要集中在空气污染与健康(34.5%,81/235)、饮用水与健康(13.6%,32/235)和气候变化与健康(11.9%,28/235)3个学科(领域)。大多数出访人员具有高级技术职称(81.3%,191/235),出访经费多数由邀请方承担(60.1%,92/153)。出访发达国家和地区占比较高(70.8%,114/161)。分层分析显示,3个五年间(2003-2007年、2008-2012年、2013-2017年)年均出访批次(F=0.97,P>0.05)、出访人数(F=3.55,P>0.05)以及3个主要学科(领域)的年均出访人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3.46、2.08和2.96,P>0.05),而环境所本单位经费占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0.3,P<0.01)。结论环境所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日益频繁且效果逐步凸显。但出访人员学科(领域)和技术职称分布不尽合理,出访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建议今后进一步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效果评估,促进学科(领域)和人才队伍均衡发展,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我国各区域非适宜气温相关的心血管疾病的超额死亡风险评估

目的定量评估我国七大地理区域人群非适宜气温相关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的超额死亡数。方法基于我国2013—2018年180个区县的温度暴露和死亡数据,运用时间序列研究拟合各区域的温度与心血管疾病死亡的暴露—反应关系曲线,评估我国2015和2020年非适宜气温、低温、高温相关的心血管疾病超额死亡数。结果2015和2020年,我国因非适宜温度暴露导致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的超额死亡人数分别为39.6万(29/10万)和42.5万(30/10万),大部分可归因于低温(76.5%和62.8%)。相较于2015年,2020年我国人群非适宜气温暴露相关的心血管疾病超额死亡数增加了7.3%,其中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数增加了70.0%,而低温相关的超额死亡数下降了11.9%。非适宜气温相关的心血管疾病的超额死亡数的高值区为华东地区。结论2015—2020年非适宜气温对我国心血管疾病患病人群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并且存在增加的趋势。随着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加重,我国需针对地区间气候和人口特征差异,对各地区采取相应的适应性政策来进行人群防护。

中国十省市土壤重金属镉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评估

目的了解我国十省市土壤中重金属镉的污染情况,评估其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为相关部门制定污染防治政策与健康风险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2013—2020年全国十省市1200个点位共1730份土壤重金属镉含量监测数据,基于单因素污染指数法、美国环境保护局(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US EPA)健康风险评估模型开展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评估。结果1730份土壤数据中镉的浓度平均值为0.29 mg/kg,超标点位率为29.6%(355/1200);镉平均浓度最高年份为2016年(0.42 mg/kg),最低年份为2018年(0.21 mg/kg)。单因素污染指数法显示分别有269、72和37份土壤数据提示有轻度、中度、重度的镉污染现象。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显示,镉对儿童产生的致癌风险范围在1.63×10^(-9)~2.09×10^(-5)之间,成人在8.58×10^(-10)~1.10×10^(-5)之间,两者均值均低于US EPA提出的最大可接受致癌风险10^(-6),但有500份土壤数据中镉对儿童的致癌风险介于10^(-6)~10^(-4),148份土壤数据中镉对成人的致癌风险介于10^(-6)~10^(-4)。在空间分布上,土壤中镉浓度及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总体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浙江、江西、山东、湖南、四川省的土壤镉对儿童群体的致癌风险均值高于10^(-6)。非致癌健康风险评估结果中各途径风险值均小于阈值1。结论我国十省市监测点位土壤中重金属镉非致癌风险总体较低,预期不会造成明显非致癌危险;局部地区污染较重,已对人体产生了可能的致癌健康风险,需要引起重视并采取防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