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人群对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评估的调查

目的了解农村和城市居民、吸毒者、性工作者四类目标人群对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评估的影响因素。方法四类目标人群阅读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后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单因素分析:材料的评判在性别、年龄、民族、学历、居住地、月收入中的差异都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1),而在婚姻(χ2=4.96,P>0.05)、职业(χ2=3.87,P>0.05)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小学文化OR值(10.335)最大,其次为初中文化。学历、性别、民族、月收入4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正值,OR值均大于1,均是危险因素。年龄偏回归系数为负值,OR值小于1,是保护因素。结论学历是材料评判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针对低文化水平,开发和制作有效的健康教育材料,对遏制艾滋病的蔓延有重要作用。

印刷版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评估工具研究

目的开发适合中国文化的印刷版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评估工具,为健康教育材料的评估建立客观、规范的评估依据。方法(1)开发过程:①形成评估工具框架;②评估工具改进;③完善标准,形成评估工具。(2)评估工具的评价。结果该量表克朗巴赫α系数为0.850 4,θ系数为0.857 4,Ω系数为0.921 4。将本评估工具的13个条目作因子分析,其中4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共解释总方差的63.45%。4个分项各条目只有一个公因子,并且有较满意的因子载荷量(≥0.4)。结论该量表可以作为印刷版艾滋病健康教育材料评估工具。

中国三地区女性性工作者对杀微生物剂的可接受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索女性性工作者(female sex workers,FSWs)对阴道外用杀微生物剂的可接受性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在云南德宏、四川乐山和辽宁沈阳3现场共抽取968名FSWs作为研究对象,以面对面访谈方式进行问卷调查。主要评价指标包括杀微生物剂可接受性得分、危险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性病史、艾滋病/性病感知风险等。结果被调查的FSWs对杀微生物剂的可接受性平均得分为(2.88±0.58)分。可接受性受FSWs的所在地区、性服务场所的档次与性质、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主动要求使用和被拒绝使用安全套、是否检测过HIV抗体、是否担心感染艾滋病/性病、妊娠史和阴道外用药史等因素影响。结论接受调查的FSWs对使用杀微生物剂的态度普遍较积极,提示杀微生物剂有可能作为安全套的补充措施,满足女性在艾滋病/性病预防中的特殊需要。

男性HIV单阳家庭社会性别相关因素对安全套使用情况的影响

目的探讨影响中国部分艾滋病高发地区男性HIV单阳家庭安全套使用情况的社会性别相关因素。方法2011年6—9月，在现有疫情数据库分析的基础上开展横断面调查，在四川省昭觉县、云南省大理市、河南省尉氏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鹿寨县5个HIV高发县（市），采用方便抽样，利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一般人口学、HIV配偶问传播知识、高危行为和社会性别相关因素的信息。共调查HIV单阳家庭女性阴性配偶481名。对影响调查对象安全套使用的社会性别因素进行X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在参与调查的481名女性阴性配偶中，年龄为（35．1±6．7）岁，以汉族与彝族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43．5％（209／481）和41．8％（201／481）。调查对象对“配偶感染前，是否知道性接触是艾滋病的重要传播途径”、“是否知道配偶间性行为时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传播艾滋病”及“在配偶感染后，是否意识到自己也可能感染艾滋病”的知晓率分别为79．6％（370名）、86．9％（418名）和90．6％（436名）。86．9％（418／481）的调查对象得知配偶感染后增加了安全套的使用，安全套坚持使用率为56．6％（272／481）。57．6％（277／481）的调查对象性关系权力较低；在过去的1年中，遭受过配偶强迫性性行为者占34．5％（166／481）；安全套自我使用效能得分为0～3分者分别占12．7％（61／481）、23．9％（115／481）、8．7％（42／481）和54．7％（263／481），中位数为3分。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汉族和其他民族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均低于彝族，OR（95％CI）值分别为0．01（0．00—0．03）和0．01（0．00～0．04）；而随着安全套自我使用效能的提高，HIV单阳家庭女性阴性配偶的安全套坚持使用率也提高，OR（95％CI）值为0．20（0．11～0．34）。结论排除混杂因素（民族）的影响之后，随着安全套自我使用效能的提高，HIV单阳家庭女性阴性配偶安全套坚持使用率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