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即注重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并已形成了水利、晋商、秧歌等资料专题特色。本文对近年来所收集整理的五千余卷、上百万件集体化时代的基层公社、大队、生产小队档案数据进行大概介绍,期望能够得到学界关注。

思想、社会和家庭的历史互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01年学术年会综述

2001年4月6日至8日,'严范孙、张伯苓学术论坛--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01年学术年会'在南开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华银投资控股公司联合主办的.来自全国数十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八十余位思想史、社会史专家参加了这次大会,何兹全、庞朴、王玉波、冯尔康等著名史学家光临大会并作重要学术发言.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刘泽华主任作了<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过程研究>的主题发言.

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

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社会史的复兴与发展。30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经历了整体社会史、区域社会史、新社会史三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不断反思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三十而立,回顾与前瞻同样重要。

资料、视角与写法：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

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渐趋兴盛,既有讨论社会史视角对当代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也有对当代史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提出反思,从而将社会史的引入作为当代史学科体系建立和研究走向深入的新途径。利用新资料、新视角、新方法进行的微观实证研究也取得新进展,对其进行讨论和交流,有助于推进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未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不仅要借鉴古代、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优秀成果,而且要在资料、视角和写法等方面确立自身的学术话语系统。

“资料革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朵奇葩，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倍加受人青睐。可以说，就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而言，无论是古代的、近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有了一定长足的发展和积累，其中，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发展显得更为强势一些。相比较而言，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却姗姗来迟，明显滞后了很多。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当代史

《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笔谈，是一件很有学术意义的事情。研读《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编发的上海诸位学界同仁的文章，颇多启发。兹就个人近年所思所想，付诸笔端，以供讨论。

以人为本:2017年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据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生王嘉乐的整理,2017年度发表的社会史相关学术论文多达千余篇,涵盖主题涉及社会史通论、社会结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环境·医疗与社会救济、日常生活·礼俗与信仰以及口述史等类别。如此之多的论文数量,体现出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与发展。为了展现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热点与走势,我们组织了一组专题讨论文章,旨在梳理和探讨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到底关注了哪些热点问题,呈现何种研究走势,同时对现有研究展开追问,以给出未来研究开展方向的建议。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也同样是一个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年份。自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和发展以来,社会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不断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学领域的显学而备受推崇,无论是古代社会史研究抑或近代社会史研究都有大量的成果问世。与其相比,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则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但是它已经萌发出勃然的生机,因为它适应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社会转型空前剧烈、社会建设全面提速的客观需要,实践呼唤着我们从历史研究中汲取经验,从历史的视角对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作出规律性的解读。就2017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来看,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当代,都不约而同地重申了＂以人为本＂的立场,并对＂同质化＂、＂碎片化＂的研究现象作了反思,这无疑对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需要说明的是,此前我们已与《河北学刊》携手策划了两组有关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年度热点问题的专题讨论,即《进展与趋势：2015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扫描》（《河北学刊》2016年第5期）、《深化与拓展：201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扫描》（《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均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本组专题讨论是此前讨论的继续,希望能够一如既往地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同人有所助益。

清代法制史研究路径探析——以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为中心

美国学者黄宗智在考察清代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时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 ,试图以此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观念。不过 ,黄宗智在立论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差异性 ,陷入了国家 /社会二元论的窠臼。围绕清代基层社会法秩序这一共同话题 ,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对话 ,中、美、日三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力图勾画出清代基层社会的法秩序 。

超越村庄:“泉域社会”在中国研究中的意义

泉域社会作为一个理论解说模式,是为克服村庄范式在中国研究中的局限性而提出来的。泉域社会首先是水利社会,而且是水利社会的一个重要类型,泉域社会概念的提出是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深化与细化。之所以要从类型学的视角出发开展水利社会史研究,正是考虑到中国地域空间的差异性、水利在地域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和地域社会对水利所具有的不同态度和策略。这样就可以真正从中国地域社会的水利问题出发,瓦解魏特夫大而化之的"治水学说"及其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并发掘出中国水利社会的多样性特征,凸显水利社会史研究的价值。

“组织起来”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以社会史视角理解新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后新中国进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既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历史表现各有不同，但又都有其共性。本文讨论思考的对象主要限定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多涉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关问题，进而又会牵连到革命年代的农民社会构造问题。就此而言，我们将社会主义改造称之为新中国的“三农问题”也未尝不可。

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当代社会全方位的转型,中国史研究如何继承优良的史学传统,更新理论与方法,把握学科发展的特点和态势,成为摆在学界同仁面前的时代命题。本刊有幸邀请到瞿林东、陈支平、范金民、常建华、李华瑞、徐彬六位学者就此展开笔谈。宋代史家吴缜作史三原则说有何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如何认识和超越历史与文化的歧义?社会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是什么?怎样进行历史计量研究?宋史文献特点有哪些?家谱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何在?学者们结合自己的研究,对以上问题给予了思考和回答。

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

一、从一个有趣的话题说起在我国传统社会晚期,有'三大节'的礼俗,这就是元旦、冬至和'圣诞',节期君民同乐,普天同庆.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行为和习惯?原来大有思想文化上的讲究.元旦是一年之始,皇上颁布的新年历开始实行,凡为臣民者均应遵奉执行,如果那个人胆敢不奉正朔,就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冬至过后,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黑夜一日比一日短,是阴、阳交争结束之时,从此阳气上升,而阳气表示君道,所以这时国君以最隆重的礼节祭天,并且只有他具有这种权力--以示君权、天道相通,而臣民则是隆礼祭祖,于是君民共同报答天恩祖德;圣诞是正在坐龙椅的皇帝的诞日,天下者,皇帝之天下也,沐浴皇恩的臣民理当庆贺.

从区域社会经济史到历史人类学--华南宗族研究的理论进路及实践反思

新时期华南宗族研究的主要取径有三,即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取径、人类学取径和历史人类学的取径。前者主要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深刻影响,鲜明地表现于明清时期闽粤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人类学的宗族研究,接续了20世纪上半期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注重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探讨,并形成重视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引入社会史的方法,将共时性的结构研究和历时性的社会变迁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南地区的明清宗族研究逐渐超越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与区域社会史相互交融、渗透,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这一取径是在充分总结前两者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对之所作的更为自觉的推进。新时期中国华南宗族研究受到的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主要来自弗里德曼的华南宗族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以及年鉴学派史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因而特别注重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结合,并在区域研究的视野下探讨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由此,便形成了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纵观此期的华南宗族研究,明显地形成两个基本趋势:一是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逐渐汇流,进而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趋势;二是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的互动,注重区域社会内部普同性和差异性的探讨。而这两个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华北、江南、徽州等区域社会的研究当中,并成为区域社会研究发展的主流趋势。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上)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史学兴起。新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关于什么是社会史,主要有专史说、通史说、视角说三种看法,近来不断出现整合这些说法并加以创新的论述,不妨称之为"社会史新说"。社会史应该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讨论比较多的则是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文化史、人类学、地理学、区域史的关系。就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演进看,对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问题"的过程,它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下)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史学兴起。新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关于什么是社会史,主要有专史说、通史说、视角说三种看法,近来不断出现整合这些说法并加以创新的论述,不妨称之为"社会史新说"。社会史应该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讨论比较多的则是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文化史、人类学、地理学、区域史的关系。就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的演进看,对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问题"的过程,它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

走向田野与社会: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取向

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实现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已经成为目前学界的普遍共识。《走向田野与社会》正是此种学术理路影响之下的结果。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作者提炼出区域社会史眼究的理论与方法,即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首先要把握区域特性,注意区域内在的历史分期,并要从长时段对区域史进行把握。同时,区域史研究需要有"整体性"的关照,"从社会史角度重新审视政治史、制度史,注意考察社会史的政治语境"是实现"整体性"的有效路径。另外,通过田野考察,既可发现新的问题意识、搜集到具有区域个性的材料,又能加强对历史的理解与感悟能力。这种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或可概括为"走向田野与社会"。

明代江西族谱研究

明代江西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从“一本万殊”和“民胞物与”的观念出发,也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还受到欧苏族谱学影响,视修谱如同修史。明初族谱较简,明中后期族谱内容充实,收录对族人的规训。族谱修纂盛行,吉安府尤为突出。修谱求真者有之,攀附冒充者亦有之。修谱谱例谨严,保留了一些珍贵谱例。修谱经费、间隔与族谱保存方面的讨论较为充分。

社会史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研究的学术意义——读常建华教授“日常生活”论文感想

21世纪以来史学界、社会史学界的日常生活史研究风风火火,成就斐然。常建华教授是这一研究中成绩突出者,主编有《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颇受好评;又在科学出版社推出主编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系列”,计有《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2019年)、《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20年)、《中国历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2021年).

重构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以集体化时期农村技术、卫生和教育为讨论中心

近年来,伴随地域性档案资料建设的长足进展,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地域史转向方兴未艾,体现了由整体性的宏观叙事向局部性的微观叙事转型的历史建构过程。然而,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基于集体化时期农村技术、卫生和教育的视角分析,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农村社会改造和民生工程的广泛历史实践,为当代史研究的再出发开辟新路径;并以足够的学术自觉避免直接以地域性史料呈现去简单对接总体史视野下的当代史问题研究,进而构建出一个更加贴近"政治与日常"历史演变脉络的本土化叙事架构和话语体系。

以茶为生:清中叶茶的生计与社会生活——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江西租山种植茶梓有各种纠纷发生。茶山经营出现在广大南方地区,山场将茶树与桐树、苎麻、杉木等同种一山,茶子是种茶树的重要收入。清代蒙古地区大量消费砖茶。南方一些地区挑担卖茶,寺院往往从事茶叶的生产与销售。茶铺茶馆深入社会,四川多以茶铺为名,安徽人开设茶馆,江浙吃茶于茶店。山西人到京城谋生开茶铺,顾客多旗人。直隶、陕西、奉天也有茶铺、茶馆,具有社交性。茶铺雇工的工钱,西部川陕地区每月四五百文,中东部工钱较高。纠纷导火索与面子问题有关,茶馆或路上当众被讨账是有伤颜面之事。茶被广泛使用于日常生活的交往中。礼仪性费用称作“茶果钱”“茶钱”。家中饮茶常备茶碗,茶碗有时因纠纷成为凶器。熬茶成为西部人的生活方式,因烧茶引发家庭夫妻纠纷的事例分布广泛,还有叔嫂、兄弟因饮茶引发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