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史学杂谈

在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中比较无所不在。这种比较的存在 ,使事物的特征和价值得以确认。文化比较和历史比较的目的并非是只是判明优劣 ,它真正的目的是要克服缺陷 ,让人类明智。本组的六篇文章或探讨比较的理念 ,或分析中西传统思想中的底蕴 ,或评价中西方学者比较观念和方法的异同 ,或探讨异质文化共性的神奇折射 ,或评论当代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理论对于历史比较的启示 ,或分析、评价当今美国关于中国唐、宋史学术研究前沿问题的方法和理论 ,都能从不同的角度触及到了历史文化比较的本质和方法问题。在这里 ,尽管各位作者具有自己的独特视野和个人的审美意图 ,但责任心和科学精神 ,以及无私的学术态度 ,始终是共同的衡量各种历史文化研究的客观标准。同样 ,尽管人们都认为比较只是一种方法 ,但下列文章却向我们表明 :它同样也是一种更为深远的思想感情 ,一种探讨各种价值、制度、事件内在合理性的理念与利器。正因为这样 ,对比较进行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借此能够帮助我们确立公正的历史评判标准 ,能够提升事物原有的美。从这个意义上说 ,比较也是一种价值学说 ,一种智慧 ,一种积极的、客观的价值体系 ,一种开放精神 ,一种帮助当今的人们在世界的范围内做到资源共享 ,形成文化互动的桥梁。这些 。

《经济—社会史评论》和不断深入的经济——社会史研究

2001年9月13—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世界历史》编辑部与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曾在天津蓟县联合主办了经济—社会史学术讨论会。这次大会取得的成果，正如庞卓恒教授所概括：一、对有关“经济—社会史”概念的诸问题，如经济—社会史与社会经济史、经济史、社会史之间的关系；经济—社会史的研究重点是经济、社会还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看法，

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全球化呼唤着全球史。但是,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全球史的多样性,即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基本功能是保存和传承自己的历史记忆。全球化和“全球史”并没有中断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对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历史———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

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与希特勒的上台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已经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鉴于这次危机目前还在蔓延中,它将持续多久?还将对哪些部门造成影响?各国如何应对危机?而这一切将如何影响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继上期三位学者回顾和总结了美、英、法三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的经验教训后,本期再刊发四篇文章,分别论述大危机对拉美地区、日本、德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希望对国外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助于我们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观察与思考,进一步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土耳其国家与宗教--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之反思

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的主旨,与其说是政教分离,不如说是国家控制宗教。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极大地强化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但这场精英主义运动没有抵达边缘,也没有接近民众。土耳其具有中心—边缘、国家与宗教双重二元结构,也具有作为边疆国家的特殊性与对欧洲和伊斯兰的双重身份认同,其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极为复杂。伊斯兰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主要和内在属性,欧洲性是土耳其的次要和外在属性。把伊斯兰定性为土耳其的内在属性,就可以理解和解释边缘的强大,世俗主义改革的受挫与历经数代人强力的世俗化后,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政治上的强势崛起。

论古代民主与专制的定义问题

民主与专制定义方面的问题 ,往往导致有关研究者在相同材料上得出不同结论。本文讨论了某些有影响的学说 ,研究了“耕”、“战”、“权”三者之间的关系 ,以一个社会全体正式成员中能够合法地直接间接参与决策的人数的比例 ,来判断古代社会权力结构的性质 ,由此提出了一套定义 ,其中重要的是关于民主的定义 :“古代的民主政治是指 ,在一个共同体之内 ,在牵涉到大多数人关心的利害问题上 ,是由全体正式成员或至少多数正式成员合法地直接间接来进行决策的一种制度。”

奥什事件: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族际冲突探析

发生在1990年和2010年的两次奥什事件——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的两次严重的族际冲突是当代中亚族际冲突的典型案例。事件导致了严重后果,在很长时期里都会消极影响相关中亚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和国家间关系。本文试图从历史-文化差异、现代化进程乃至民族-主权进程的角度考察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两大族群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分化的后果,探讨两大族群之间的矛盾生成机制和族际冲突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

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危机的再认识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已经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鉴于这次危机目前还在蔓延中,它将持续多久?还将对哪些部门造成影响?各国如何应对危机?而这一切将如何影响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继上期三位学者回顾和总结了美、英、法三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的经验教训后,本期再刊发四篇文章,分别论述大危机对拉美地区、日本、德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希望对国外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助于我们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观察与思考,进一步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20世纪40至60年代美国的“红色恐慌”与保守主义的发展

20世纪40至60年代的"红色恐慌"对美国保守主义①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成功地促进它打破了旧原则的束缚和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它却无法建立一套新的保守主义政治纲领,这导致了它在保守主义发展中的影响逐步衰退。

当前经济危机对我们的启示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已经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鉴于这次危机目前还在蔓延中,它将持续多久?还将对哪些部门造成影响?各国如何应对危机?而这一切将如何影响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继上期三位学者回顾和总结了美、英、法三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的经验教训后,本期再刊发四篇文章,分别论述大危机对拉美地区、日本、德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希望对国外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助于我们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观察与思考,进一步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民族主义及其需要制造对立面的心理根源

美国著名心理史学家兼精神分析专家洛温伯格教授在文中探讨了与民族主义有关的心理问题,其中两个要点似乎很值得赞赏。其一,民族主义有着深刻的心理根源,甚至说它扎根于人自婴幼儿时期便具有的本能也不为过;其二,民族主义由划分“我们”与“他们”而来,是相对于“他们”的存在而存在的,因此有树立对立面的心理需要。但这仅是一方面。文中还指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实现民族间和睦相处是可能的,这就需要运用高度的政治智慧,需要互相协商妥协和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