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跨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罗丽娜·彼得罗夫娜·列宾娜

列宾娜是俄罗斯科学院历史一哲学部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所副所长。自21世纪初起,她撰写、主编了一系列与跨学科研究相关的著作,如《历史、文化与社会》、《历史与社会理论的科际整合:理论、历史编纂学和具体研究的实践》、《20—21世纪之交的历史科学:社会理论与历史编纂学实践》、《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和史料》,等等。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国春雷博士利用2013年10月在俄罗斯访学的机会,就俄罗斯跨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列宾娜院士进行了专访。现将此次专访刊出,以飨读者。

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

殖民主义是始于1500年前后的一种政治、经济现象,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迅猛发展,使之日趋衰落,但其影响却延续至今。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是对殖民主义种种影响及后果的批判性反思,是探讨殖民主义之后全球政治、文化状况的一种理论话语,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当前,后殖民主义更多地关注于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文化/权力关系,要求消解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政治格局,重新界定第三世界的文化身份及其民族文化的前景。作为后殖民主义在历史学领域内的具体表现,后殖民性的历史学反对西方的历史主义传统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历史叙述模式,希望以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策略来重新书写第三世界自我的历史,展现第三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寻求西方支配话语表述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希罗多德波斯史及其对古希腊知识精英波斯观的塑造——《历史》卷三与《贝希斯敦铭文》比较研究

希罗多德《历史》卷三中记载大流士登基的内容与波斯帝国重要官方文献《贝希斯敦铭文》存在着密切联系。希罗多德的相关记载在人名、谱系与基本情节方面同《贝希斯敦铭文》具有高度相似性,其史料很可能间接来自后者。然而,希罗多德的叙述也受到了《贝希斯敦铭文》所反映的大流士统治时期波斯帝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误导和波斯君主为巩固自身统治地位所设计的政治宣传的欺骗;而他脱离《贝希斯敦铭文》叙述线索而插入的附加情节则对古典时期希腊知识精英的波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化、权力与世界历史——兼评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本文以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为切入点,探讨了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文化、权力等问题。文章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首先批评了将文化理解为固定的、单一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观念,指出只有将文化视为开放和互动的系统,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历史中复杂的联系。同时,文章也分析了世界历史编纂中"欧洲中心主义"背后所体现的知识与权力的纠结,以及欧洲是怎样运用它在知识上的这一权力去书写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的。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世界历史研究应注意地区性历史与全球性历史的结合,既要看到全球性力量所带来的巨变,也要关注各种地区性力量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唯如此,才能理解世界历史中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联系,而不会将之看成是"欧洲中心"的力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过程。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对历史学提出了新的理论挑战,这就是究竟如何避免各种片面和局限,构建科学和系统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这一时代要求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和重要性。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产物,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和演变的内在规律,为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它通过深入揭示生产力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为我们深入理解人类历史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支持,并且为当代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的研究和编纂提供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指南。

艾琳·鲍尔与20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中世纪史研究

艾琳·鲍尔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著名的中世纪历史学家之一。她既是经济社会史学家,又是妇女史学家和女权主义活动家。在短暂的一生中,她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受到国际史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尊重,享有世界声誉。但是,在去世后的几十年间,艾琳·鲍尔的学术地位一落千丈,极少被后辈学者提及,在经济社会史研究领域尤其如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术女权主义兴起后,艾琳·鲍尔被学界重新发现和挖掘,其学术贡献被淹没的现象得到部分扭转。但是,艾琳·鲍尔生前死后学术声望的两极反差,需要引起学界的认真对待和反思。

中世纪英国乡村工资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乡村的雇佣劳动与雇佣关系是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经济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兴起的学术背景下,英国乡村雇工的生活水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作为雇工收入的重要来源,工资的作用一向为学界所重视。目前的工资问题研究过于重视工资及其购买力的变化趋势,对工资差别与受雇佣时间的持续性缺乏关注,从而导致对雇工生活水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识不足。作为工资史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对工资差别和工资收入的探讨可以弥补枯燥的统计表格和曲线造成的认识不足,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中世纪乡村雇工的生活状况。

印度独立以来历史教科书问题与教、俗之争

印度历史教科书问题与印度社会思潮的变化关系密切。独立初期,世俗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印度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以世俗主义史学为主。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政治机会主义的增加和世俗政治价值观念的淡化,教派主义政治和社会思潮迅速发展,教派主义史学也影响到教育领域,力图改变世俗史学在历史教科书中的主导地位。1998年,印度人民党联合政府上台后,为了贯彻其教派民族主义的教育政策,于2001年提出修改已经使用了30多年的历史教科书,因世俗主义史学家极力抗议而未果。

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民族观、国家观和伦理观——兼评安托万·基扬《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

历史主义是19世纪德国史学的主要思潮,它强调历史的个体特性,排斥规范化、普适性的自然法思想。在民族观念上,19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将德意志民族特性推向了极端;在政治观念上,它对国家权力抱有过分的乐观主义,拥护普鲁士威权国家,具有明显的反民主倾向;在伦理观念上,它陷入了道德判断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背离了启蒙时代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历史变成为强权政治辩护的工具。法国学者基扬早在19世纪末就已揭示出德国历史主义的这些消极因素。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杀虫剂辩论及其影响

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 1 96 2年 )一书描述了滥用杀虫剂的严重后果。该书的出版 ,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杀虫剂的辩论。辩论主要在反对卡逊观点的农场主化工集团和拥护卡逊的环保组织之间进行 ,并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这场辩论对杀虫剂的管理部门和生产部门、对现代美国环保运动的兴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沙尘暴起因初探

20世纪 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的沙尘暴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它主要是由于南部大平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对土地的毁灭性开发及美国的文化传统所造成的。南部大平原属于半干旱地区 ,降水稀少 ,多风沙天气 ,而且在 30年代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自 1 890年起 ,在南部大平原发展种植业的条件基本成熟 ,出现了大规模的毁草垦荒 ,并形成了小麦的单一种植。为追逐利润 ,人们不惜冒巨大的生态风险 ,对南部大平原进行毁灭性开发 ,这与扩张性的资本主义文化及美国独特的边疆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论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

托勒密埃及*系指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公元前323—前30年)的埃及。托勒密国王的人格被神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享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最高权威,依靠一套庞大严密的官僚体系对国家进行专制统治。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具备了专制主义的所有特征,而且与古代世界其他文明的专制主义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

想像他者:西方文化视野中的非西方

西方是在与非西方社会的比较中得到更为明确的界定的。在西方的文化视野中,对非西方固然有着某种程度的理性认知,但也不乏充满错觉的想像,即以一种与“自我”不同的“他者”形象不断建构非西方的历史身份,从而创造出一个与真实存在不尽相同的非西方。西方的非西方想像体现了西方对他者的控制与重构,是西方表达自我优越意识的一种霸权话语。文章考察了古典时代至18世纪西方表述他者的话语体系,分析了产生这种想像的文化和社会原因,由此说明西方是怎样逐步形成与非西方对立,并最终取得对后者的优势地位。

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地区的农业开发

为了发展农业经济和增强军事实力,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23—前30年)在埃及当时比较适于农业的法尤姆地区进行了系统的农业开发,不仅完善了灌溉系统和开垦土地,而且注重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农业物种的引进,并将土地开垦和军事殖民结合起来。这是托勒密王朝实施的一项长期工程,贯穿于王朝的始终。该项工程不权缓解了尼罗河谷的人口压力,还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强了军队战斗力,从而使托勒密王朝一度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强国,甚至使埃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地中海世界粮仓的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该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尤姆地区的自然环境。

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与司法实践

受法老埃及法律和希腊及近东其他地区法律的影响,托勒密埃及分别实行适用于当地埃及人和外来移民的法律体系。两种法律体系很少发生冲突,但一旦出现两者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或危及国王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情况时,国王便以仲裁者的身份,以赦令或敕令的方式颁布针对具体问题的法律,从而使两种法律体系处于事实上的和谐状态。无论是托勒密埃及的司法机构,还是司法诉讼和司法审判,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一法律及司法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弱者的利益,惩治了作恶者,保持了社会的稳定。然而,托勒密埃及的法律始终受到国王的控制,是国王个人意志的体现。

雅典古典时期的埃菲比亚文化

雅典古典时期的埃菲比亚是一种对即将成为正式公民的雅典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和宗教、政治教育的传统。埃菲比亚传统中的誓词内容已得到铭文证据的印证,其基本要素在古典作家的记载中存在较为丰富的间接证据。埃菲比亚传统可能在莱库古改革之前尚未制度化,但其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古老性却已得到大量相关史料的充分印证。埃菲比亚传统及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并不构成对雅典民主制基本原则的损害,相反却对后者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了保障与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