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史学的历史、理论及其社会意义——瞿林东教授访谈录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瞿林东教授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 ,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瞿林东教授所作的访谈 ,内容涉及到他的学生时代、治学道路、学术思想、研究方法 ,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 ,他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发展趋势及前景的一些认识和对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希望。

《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是20世纪上半叶保加利亚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也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 1997年,保加利亚“克利门特·奥赫里茨基”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日记》9 1933-6 1949,1997)。全书794页,正文591页,照片90幅。 日记记载的是1933年3月9日至1949年2月6日这16年季米特洛夫所经历的事情。1933年春,季米特洛夫被德国法西斯诬告参与“国会纵火案”,在柏林被捕,此后开始写日记。

生产力革命和交往革命: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交往理论研究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论述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性时,十分重视交往。在他看来,交往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交往的形式是随之变化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与其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的产生。人类历史的交往形式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人类历史上的"交往革命"直接决定着或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

关于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的解读与反思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影响深远的大辩论。笔者最近系统地阅读了在这场大辩论中发表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认为有必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正确地解读这些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从研究的角度对这场大辩论进行实证分析。一、...

“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笔谈）——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之处、全球史有可能对中国史研究发挥什么影响，以及当前某些中国史研究对全球史观的回应与反响。吴晓群认为，现时所谓的“全球史观”是西方话语中的一个命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应以一种多元史观，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向一种互动认识的思维方式转变。陈新则指出，指明世界历史是由历史叙述建构而成，将有助于我们摆脱世界历史在人们心目中的客观化幻象，这是承认世界历史多元化的首要原则。在全球化时代，有多少个建构世界历史的心灵，就将出现多少种世界历史，它们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及相关问题

２０世纪中国史学思潮包括“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 潮。百年史学思潮的发展说明，历史学既要关注社会变革，又要符合学科自身的规律；要处 理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与学术研究多元化的关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必须与反映各民族具体 历史特点的多样性相结合；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要处理好理论和史料、历史学的科学 性与人文性的关系等。

史学理论研究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

加强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和研究以促进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 ,成为“文革”后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自 80年代中期开始 ,先后召开了 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 ,出版了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期刊 ,培养了一批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引入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 ,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面对 2 1世纪 ,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

世界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中日关系,我们可以把中日关系的发展分为远古、古代中世纪以及近代三个阶段。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我们按照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亦可将现代中日关系分为1972至1989年、1990年至2000年以及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展望未来的中日两国关系,中日双方应本着做相安无事的和平共处的好邻居原则,保持中日两国高层接触,利用多边会见促进双边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加强各层次、各方面的沟通和交流,全面深化经贸合作,顺应和平发展的国际潮流;妥善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

北美印第安人的原社会,不是美国的古代史

去年十二月初,在武汉召开的美国史学讨论会上,对于美国史的上限问题,开展了争鸣。一种意见认为:北美洲印第安人,对美国人民创造历史有一定贡献,但美国不是在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的历史,是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作为西欧殖民国家的殖民地开始的。美国的历史,是美利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成长史,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宗教宽容与北爱社会冲突的化解

耗费了无数人心血的《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终于达成,但是北爱人民并没有享受到随之而来的和平。本文从分析北爱宗教分裂和宗教歧视的现状入手,通过对冲突化解理论的剖析,指出在北爱这样一个宗教严重分裂的社会,没有宗教的宽容精神,就难以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解以及和谐。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与中国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是当今享誉全球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家。他的作品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便已被介绍到中国来,但由于当时史学界的封闭状况,并未赢得足够的注意。1980年代以来,由于伊格尔斯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高度的概括力,他的多部著作,不论在学术史的知识方面,还是在学术研究的预设、视野和方法方面,都为中国史学界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十分契合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界了解西方新史学发展的需要,遂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欢迎。尽管长期从事西方史学和史学史的研究,但他对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史学一直抱着一种尊重、客观、平等的态度,并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发展历史研究的事业中,这种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与学习。

20世纪初的科学观念及其对历史学的影响

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展，其科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的学术界。反映在历史学上，则对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观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历史考证学思想的兴起、近代实证史学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这种科学观念、科学精神的影响下产生的。

回到世界文明发展大道

列宁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开放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是如此,对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同样也应如此。

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历史观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使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坚持人类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坚持以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坚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的作用;坚持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略论当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变革

略论当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变革陈启能一国外有些学者把西方新史学的兴起称作“哥白尼式的革命”①，这是用以表示新史学与在１９世纪乃至２０世纪初西方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史学相比，是一种根本性质的转变。关于这种转变，国内已有不少文章论及，为了概括地说明新史学...

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

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要作辩证的、全面的理解 ,要防止片面性和简单化。首先 ,要把社会关系和人的能动作用联系起来理解。其次 ,要对这个论断中的“人”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都有深入的了解。特别要清楚 :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都包括在人的本质的涵义中。而人的“自然性”有两种表现 :一是人本身的自然特性 ,另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在谈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时 ,必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进去 ,必须看到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总之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是一条普遍的基本原则 ,并且是以概括的形式提出来的。这是各个时期关于人的本质的原理和论断中最为普遍和最为高度的抽象和概括 ,也是最全面和最深刻的。

令人困惑的“后现代”

发轫于 2 0世纪 6 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的文艺、哲学、美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众多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一股思潮。传入我国后 ,亦在诸多学科领域引起不小的反响 ,历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如何看待这一思潮及其对我国史学研究的影响 ,已经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为此 ,本刊特邀请有关学者就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予以探讨。在本组文章中 ,赞成者、反对者、困惑者均有之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史学界对后现代思潮的几种主要态度 ,希望本组文章的刊发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动。

关于殖民主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英国史研究一向为国内学界所重视,近年来诸般课题多有深化和拓展。对于英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显露出重视中古传统、关注法制史和与社会史、思想史相结合的特点;休谟、伯克、密尔等思想家被重新评价,他们的一些观点被重新审视。应当指出的是:某些从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论证英国宪政思想中的“普世性”的观点,似有拔高或脱离社会真实的弱点。关于英帝国和殖民主义的论著精彩纷呈,蔚为大观。对如何理解“非殖民化”问题和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问题引发了新的争论。有些学者强调英帝国殖民主义的两重性,说它既有掠夺性,又具有发展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上述说法实际上是受了西方史学观点的影响,没有认识到殖民统治的终结主要归因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所谓“非殖民化”实是殖民国家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各种行动,包括各种撤退战略、策略与手法。孰对孰错,还须国内学人冷静思考,仔细评断。

车臣问题与外部因素

如同苏联解体一样,除了内部原因以外,车臣问题始终有外部因素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车臣分裂主义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外部势力企图利用分裂势力,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车臣危机爆发以来,持续不断的车臣非法武装对俄罗斯的恐怖袭击,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上都有外部势力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