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研究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

加强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和研究以促进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 ,成为“文革”后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自 80年代中期开始 ,先后召开了 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 ,出版了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期刊 ,培养了一批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引入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 ,涌现了一批研究成果。面对 2 1世纪 ,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

三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

宗教流传过程中,有个"适者生存""入乡随乡"问题。外来宗教中国化是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它演变为中国宗教,显现为宗教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的发展。伊斯兰教中国化符合宗教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有必要沿袭、延续伊斯兰教先贤的步伐,坚持中国化才能维护中国宗教的独立自主,这也有利于信众遵循教道。"去中国化"违背宗教发展规律,毫无出路。

关于殖民主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英国史研究一向为国内学界所重视,近年来诸般课题多有深化和拓展。对于英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显露出重视中古传统、关注法制史和与社会史、思想史相结合的特点;休谟、伯克、密尔等思想家被重新评价,他们的一些观点被重新审视。应当指出的是:某些从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论证英国宪政思想中的“普世性”的观点,似有拔高或脱离社会真实的弱点。关于英帝国和殖民主义的论著精彩纷呈,蔚为大观。对如何理解“非殖民化”问题和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问题引发了新的争论。有些学者强调英帝国殖民主义的两重性,说它既有掠夺性,又具有发展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上述说法实际上是受了西方史学观点的影响,没有认识到殖民统治的终结主要归因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所谓“非殖民化”实是殖民国家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各种行动,包括各种撤退战略、策略与手法。孰对孰错,还须国内学人冷静思考,仔细评断。

世界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中日关系,我们可以把中日关系的发展分为远古、古代中世纪以及近代三个阶段。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我们按照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亦可将现代中日关系分为1972至1989年、1990年至2000年以及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展望未来的中日两国关系,中日双方应本着做相安无事的和平共处的好邻居原则,保持中日两国高层接触,利用多边会见促进双边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加强各层次、各方面的沟通和交流,全面深化经贸合作,顺应和平发展的国际潮流;妥善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

北美印第安人的原社会,不是美国的古代史

去年十二月初,在武汉召开的美国史学讨论会上,对于美国史的上限问题,开展了争鸣。一种意见认为:北美洲印第安人,对美国人民创造历史有一定贡献,但美国不是在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的历史,是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作为西欧殖民国家的殖民地开始的。美国的历史,是美利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成长史,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与中国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是当今享誉全球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家。他的作品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便已被介绍到中国来,但由于当时史学界的封闭状况,并未赢得足够的注意。1980年代以来,由于伊格尔斯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高度的概括力,他的多部著作,不论在学术史的知识方面,还是在学术研究的预设、视野和方法方面,都为中国史学界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十分契合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界了解西方新史学发展的需要,遂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欢迎。尽管长期从事西方史学和史学史的研究,但他对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史学一直抱着一种尊重、客观、平等的态度,并将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发展历史研究的事业中,这种敬业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与学习。

正视历史 面向未来——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启示与思考

2006年，成立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启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2009年12月，中日共同研究委员会宣布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这次研究是首次由中日两国政府组织的，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显著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理性思考、认真总结第一阶段研究的经验教训，对今后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以及诸多问题的解决，无疑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历史观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后,使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坚持人类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坚持以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坚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的作用;坚持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

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要作辩证的、全面的理解 ,要防止片面性和简单化。首先 ,要把社会关系和人的能动作用联系起来理解。其次 ,要对这个论断中的“人”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都有深入的了解。特别要清楚 :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都包括在人的本质的涵义中。而人的“自然性”有两种表现 :一是人本身的自然特性 ,另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在谈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时 ,必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进去 ,必须看到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总之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是一条普遍的基本原则 ,并且是以概括的形式提出来的。这是各个时期关于人的本质的原理和论断中最为普遍和最为高度的抽象和概括 ,也是最全面和最深刻的。

浅议当前的中日关系

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关键问题。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不能正确对待台湾问题,日本霸占钓鱼岛问题及东海大陆架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三大障碍。应正确评估、准确定位和认识当前中日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并善于应对。历史已经证明,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战则两伤”。应相互“与邻为善”,共同构筑2 1世纪中日两国的新型关系。

马歇尔计划援助对象是否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

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对象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那么,美国是否真心要帮助苏联和东欧国家重建?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什么拒绝援助?接受有什么不好?要搞清这些问题并不困难.简单地说,马歇尔计划表面上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但是美国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英法排挤苏联.至于东欧国家,则最好通过马歇尔计划从苏联的铁拳下争夺过来,使美国在欧洲与苏联的对抗中处于绝对优势,同时又有利于欧洲的统一和经济重建与复兴.否则,亦排斥东欧国家.

论西方现代历史叙述范式的形成与嬗变

20世纪西方历史叙述范式形成在这种背景下 :历史叙述范式逐步由传统的叙事史学转向了问题史学 ,它旨在帮助人们理解现实的生成、解释社会疑问 ,为人们寻找确定的心理寄托 ,并据此筹划未来生活。然而新的历史叙述范式过分注重整体 ,贬低个人的自由意志 ,缺乏对个人的关心等等缺陷又促成了“叙事史的复兴” ,现代历史叙述范式正发生嬗变 ,它表现出将历史叙述复归为人本位的过程 ,新的叙事史以人为中心 ,不断产生新的成果与变化。

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改革及国家对发展经济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众所周知的。考其原因,不能不说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二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迅速恢复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使其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然而,在以发展军国主义为核心的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旧政治体制下,仍然采取国家统制经济的形式,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不可能的。历史已经证明。

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他的实业建设构想

孙中山是众所公认的辛亥革命领导人。虽然武昌起义发生时他远在海外,并不在现场,也没有直接领导起义的进行,但在民国创建之际,他却在当时众多的革命领导者或参与者中脱颖而出,没有争议地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充分说明了他在时人心目中无可替代的威望和地位,他也因此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导辛亥革命、终结千年帝制的领袖人物。在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抵抗外来侵略、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孙中山的功绩彪炳千秋、传之后世。今年是辛亥革命发生的110周年,我们于此时回顾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关系,可涉可论之处不止一端,而在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他的实业建设构想更值得我们的关注。

克罗齐与法西斯主义

贝内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是现代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史学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克罗齐于1866年2月25日出生在意大利中部阿奎拉一个富有的地主、资本家家庭。童年住在那不勒斯,十岁入教会寄宿学校,酷爱历史和古迹。1883年进入罗马大学法学院,主要攻读法律,对伦理学和哲学有强烈的爱好。三年后,他回到那不勒斯从事史学研究,1893年开始研究哲学。到20世纪初期,克罗齐出版了十余本历史学和哲学专著,并因此而蜚声意大利和国际学术界。在哲学上,他认为“精神是唯一的实在”,“

20世纪的俄罗斯历史——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学者及民众评价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学者及民众对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评价,在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与过去侧重于阶级斗争史和政治史不同,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加强了对社会史、经济史、文化人类学、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宗教和教会等方面的研究。在对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总体评价方面认为其成就是消除了文盲,开展了大规模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在航天航空等方面取得了成就和实行了免费医疗,但对俄罗斯其他历史时期的评价则意见不一。在关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对十月革命、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苏联解体及影响也都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危机补偿”机制效用

一般认为，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分为两次，第一次是明治维新后至19世纪二十年代，另一次为二战后的1957年至1975年。经济优先、政治滞后：明治维新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战略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经济起飞阶段，选择了经济优先、政治滞后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使日本通过殖产兴业迅速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摆脱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机，成为第一个实现初步现代化的亚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