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中国的重新塑造：近代边疆危机与建省改制

领土与国家权力的严格重合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特征。现代意义的国界与古代意义的边疆之内涵差别,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国际体系不同于与传统国际关系的特征。在现代民族国家国际体系的冲击和压力下,为了抵抗外来威胁、保持国家统一,清朝末年采取了的一系列边疆建省举措,使中国传统"大一统"框架内的边疆意识和边疆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实现了从边疆向国界的转化。国家主权在边疆地区得到更确实的体现,这是一个使疆域"领土"化的过程,也是从传统性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体现。国际体系的压力导致了国家内涵的改变,但中国的统一内涵并没有丧失。

业务持续管理的国际比较研究

业务持续管理(BCM)是通过识别威胁组织的潜在冲击,构建具有灾难恢复和应对能力的标准框架,保护利益攸关方的利益、信誉、品牌以及价值创造的活动。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业务持续管理成为国外危机管理模式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热门议题。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等国纷纷对本国企业应对突发事件以及业务持续运作的能力进行了重新评估,先后制定了政府和企业的业务持续管理指导方针和业务持续计划(BCP)。政府主导、应急演练和推进相关标准国际化是国外业务持续管理的主要特征,借鉴这些先进理念,对于全面提高我国危机管理和抗风险的能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金融危机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范式与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涌现出一系列新问题。这不仅丰富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程,而且将对其研究视角、范式和路径的演进等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之间的论争引发了学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走向的深刻反思。在这场论争中,理论的多样性重新得到珍视,"中国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更重要的是,一种可通约的、更具包容性的分析范式——分析折中主义日益兴盛。与此相对应,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题不断拓展,金融危机的政治根源、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全球不平衡问题、全球金融治理与监管、新兴经济体崛起与全球秩序转型等问题备受关注,这使得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也随之成为一门更加兼容并蓄的学科。

改革开放30年后我国的产业战略选择

我国已进入改革开放30年后新的历史阶段,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要求改变原有低成本制造、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发展新的产业,采用新的产业战略。考察从工业化中期向后工业化阶段发展过程产业演变的发展规律,可认为金融、专业和科技服务、健康及社会救助、信息服务等知识型产业可以支撑我国新阶段经济的可持续高速发展。借鉴国际潮流并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应采取合作(Cooperation)、诚信(Honesty)、创新(Innovation)、自然(Nature)和行动(Action)的CHINA产业发展战略。

从欧盟宪法公决看欧洲一体化

<欧盟宪法条约>公决受阻,使欧盟一体化进程再一次遭遇危机.这一结果将对欧洲经济政治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也反映了欧盟内部难以协调的根本性矛盾.然而,这并非欧洲一体化事业的终结,欧洲建设的发展道路过去是,今后仍然是:分歧、争论、妥协、前进.

中国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与真实收益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微分分解和回归方法,考察2002—2009年间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名义收益率与真实收益率变动的原因,可以发现:美国金融市场风险溢价是决定中国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变动的最重要因素。美元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变化是决定中国外汇储备真实收益率变动的最重要因素。基于实证分析还可以推断: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会提高中国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但降低真实收益率;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外汇储备名义收益率影响不确定,但很可能提高了真实收益率。

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

全球贸易治理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的路径将是:以区域贸易规则创建为基础,辅以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通过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后逐渐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国际贸易新规则的特点有:超越了现有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为未来形成WTO2.0版奠定了基础;回应了全球价值链发展对制度的需求;从负向一体化原则转向正向一体化原则;发达国家力图成为新贸易规则的主导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规范和改革提供了外部压力。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构建为中国提升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地位及国内经济改革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机遇。

国家风险的形成、评估及中国对策

国家风险是指在对外投资、贷款和贸易活动中,外国资产在东道国所面临的危险程度,是源于因国别政治或经济形势变化而导致的外国暴露价值的变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阻碍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国家风险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准确理解国家风险的内涵及其评估方法,对于中国企业和公民防范海外国家风险这一问题,正在引起中国政府及产学研各界的高度重视。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挑战

近一时期始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对各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同时还给国际政治和安全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为了评估这场危机的方方面面,《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于2008年11月10日举办了"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影响及其对策"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专业和领域加以分析和预测。本期刊登的这组笔谈基本反映了会议的讨论情况。编辑部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读者加入到探讨的行列中,深化我们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理解。

马来西亚如何实现低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经济繁荣

私有企业发挥主体作用,从而创立市场型的微观经济基础;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稳定调节措施;长期调控和短期应急的制度性措施。

全球经济治理需要正能量——聚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

中国机遇——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健康稳步发展，为全球经济添柴加能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中的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则不断下降，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明显转变。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形势继续分化，一些新兴经济体遭遇困难，发达经济体复苏势头加快，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依然处于非对称状态，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严重不足。

国际组织中的权力计算——以IMF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为例的分析

投票机制是国际组织进行决策的重要机制,投票过程反映的是权力的博弈。以IMF在2008年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前和2010年改革后的权力分配方案为基础数据,对其成员国在改革前后的决策权变化进行比较证实,改革的确有助于IMF成员国决策权差距的缩小。如果采取70%多数票获胜规则将意味着美国绝对否决权的丧失,因而更有利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权力提升。此外,测算结果还显示,投票权比重变化与决策权变动之间并没有严格对应关系。投票权比重的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决策权的上升。投票权比重不同的国家,其决策权仍可能相同。

美国金融危机：性质、救助与未来

金融危机的本质在于对风险价值的重新认识。风险价值重估引起资产损失和流动性不足之间的自我循环与自我强化,这种恶性循环机制足以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针对问题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资本金的救助均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维持金融系统的运行。但是不同的救助方式和救助融资方式将产生不同的效果。不过,不管如何救助,这次危机引起的风险贴水升高将破坏美国15年来经济繁荣的两个引擎,美国实体经济的衰退将不可避免。美联储的通货膨胀政策虽然可能使美国经济在实现金融稳定以后尽快走出衰退,但是美国的下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繁荣需要一次新的技术革命。

“伽利略”打响“空间战”

和平发展空间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期望，宇宙空间市场属于全世界，而非某一国能垄断的资源，随着“伽利略”计划的实施，太空将迎来一个从美国主导走向多国竞争合作的新时代。

欧洲人何时自己“掌家”？

近年来的几场战争中，欧盟被美国“边缘化”的事实表明，只有建立独立防务，才能让美国认真倾听欧盟的声音，使欧盟成为多极世界中强大的一极。那么，现阶段欧盟的独立防务进展如何？美国能否让欧盟顺利建立独立防务体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