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迁、劳动力禀赋变化与劳动收入增长

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产向二产和二产向三产的两次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平均劳动收入的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基于中国1995—2018年五个观测时间点的CHIP数据进行检验,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克服转型时期劳动者就业状态的样本选择性偏误,使用Probit模型估计了不同时期劳动者进入各行业的概率变化,并用Mincer方程估计了各行业的工资方程,最后通过Brown分解从产业结构角度识别了劳动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以及产业结构变化和劳动禀赋变化在其中的作用。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引致较大规模的就业再匹配,同时行业生产率也会较快提高,从而带动劳动收入快速增长。与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相比,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时期行业生产率提升速度下降,平均劳动收入增速显著放缓。因此,维持行业生产率持续提高对于保持劳动收入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非常重要。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效应发挥了缩小组间收入差距的作用,成为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亮点。

政府产业扶持、大国技术竞争与韩国三星的成长

超级企业是指规模庞大、国际竞争力领先,能够驾驭跨国产业链与供应链并对国家间关系产生影响的企业。既有实践与研究表明,大多数超级企业的成长需要以母国的大国资源或大国权力为支撑。但作为电子信息产业的超级企业代表,三星所属的韩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大国,这意味着一般的超级企业分析框架难以解释三星的成长。本文以超级企业的特征为基础,结合以韩国为代表的中小国家的特征,将相关企业的成长划分为“国内崛起”和“国际扩张”两个阶段,概述了政府产业扶持的“马太效应”与大国技术竞争的“渔翁效应”在中小国家超级企业成长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在韩国政府电子信息产业政策的集中扶持下,三星崛起为国家冠军企业;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日半导体之战和中美技术战则先后促成三星的两轮国际扩张,并逐步成为全球超级企业。本文认为,尽管中小国家国内资源有限,在国际关系中也相对处于弱势,但以适当的国内政策为根基,借助有利的国际条件,同样可以培育强大的超级企业。

传统实体零售业的冬天到了吗

互联网购物的发展、80后及90后作为消费主体的兴起等都会影响传统实体零售业的行业状态,并推动新一波新旧产业转换与融合。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适度提高总需求,不仅是满足零售行业内消费者消费模式变化的解决方案,也是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世界的国家能力——基于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国家能力是指一国政府为达到预定目标而执行政策的能力。区别于多数既有研究基于外国直接投资数量维度的研究路径,作者从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维度出发,认为新投资者的加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外部选项和更为丰富的政策操作空间,使其可以利用议程设置权力和扩大广义赢集的方式实现自身偏好,从而提升本国国家能力。通过利用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基于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构造外资来源国多元化指数并采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数据,上述观点得到了验证。最不发达国家的外资多元化对其国家能力产生正向边际效应的条件更苛刻,因为这些国家在面对外国投资者时议价能力较弱。中东和北非国家是例外,这可能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有关。自然资源要素吸引了多元的外国投资者,但该地区部分“食利国家”并未将其投资于国家能力建设。考察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的影响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能力的来源提供了新解释,并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政治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势展望

2022年,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粮食、能源、债务多重危机同步显现,经济衰退风险和金融条件收紧改变投资者预期,跨国投资总体疲软。中国有力应对超预期因素影响,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稳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对外投资结构和产业布局不断优化,积极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稳步拓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投资合作新亮点,与东道国互利共赢效果显著。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对外投资经营需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把握潜在发展机遇,更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高质量发展。

理解中国2002～2008年的经常账户顺差扩大之谜

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在2002～2008年期间迅速扩大，本文利用修正后的资金流量表分解住户、企业和政府对其差异性的贡献。研究发现，中国经常账户顺差扩大不仅存在明显的长期趋势，而且在短期内也具有波动性特征，前者主要来自居民和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持续增加，而后者源于企业和政府的短期投资倾向发生变化。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增加与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部门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收入迅速上升密切相关，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增加则与财政情况的好转、社保净收入增加和土地出让金收入增加有关；企业和政府投资倾向出现的短期波动与经济周期景气和政府宏观调控密切相关。

驾驭开放?--开放调节机制与东亚“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受阻与收入差距相对扩大,最终表现为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滞缓。对外开放是东亚经济起飞的必经之路,但对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东亚经济体而言,经济开放又意味着巨大的产业升级与社会分配压力。基于此,东亚经济体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是否建立起有效的开放调节机制。开放调节机制泛指在经济开放条件下,东亚经济体调整生产要素结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合集,通常以产业发展政策和社会分配政策的形态出现。开放调节机制分为两大类型:侧重于培育与转化劣势要素的进取型调节机制,与侧重于加固和汲取优势要素的保守型调节机制。确立进取型调节机制的经济体更易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形成保守型调节机制的经济体陷入陷阱的可能性更大。上述分析框架在韩国和泰国两个东亚案例中得到充分检验。

货币融资:美国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分析了国债(1)融资和货币融资两种不同方式对央行、金融机构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美国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量化宽松实践,即第三种融资方式:"国债融资+公开市场操作",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采取不同融资方式的可能性和利弊。中国的赤字融资可以根据以下顺序安排:首先,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公众)出售相应久期的国债;其次,向商业银行出售国债;再次,试行中国式QE;最后,尝试货币融资。值得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特点,例如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和经济增速依然相当高,中国可能还远未到需要实行货币融资和财政赤字货币化来为财政赤字融资的程度。但我们不应该从一开始就排除在非常时期采用非常之策的可能性。当务之急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抓住经济增长这一核心目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在增长过程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道路。

非洲视角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探析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新时代中非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研究多从中国视角出发,或多引述西方观点,而对非洲政界、智库、民众等的认知和看法关注偏少。全面了解非洲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准确把握近年来自主性不断增强的非洲大陆的合作诉求和行为逻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更高质量推进中非“一带一路”合作以及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本文梳理非洲各界对中非“一带一路”合作战略利益的认知、合作成效的评估以及未来合作的规划,力图较为完整地呈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非洲视角。在非洲视角下,参与“一带一路”能从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两方面推进其战略利益,并已经在“五通”维度取得合作成效,但进一步释放合作潜力面临一定挑战。未来,非洲对与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期待主要围绕机制建设、关系建设、能力建设三大方向展开。

竞争与差异化:日本对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的策略选择

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对涉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力度,日本也调整了其对东南亚基础设施的投资策略,主要体现为更突出所谓“高质量叙事”、更注重公私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对其主导的多边开发银行的利用。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来看,日本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中的策略调整体现了差异化的竞争方式。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对更低成本项目的竞争优势,加上日本在该领域的比较优势和约束条件,构成了日本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投资上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的重要动因。面对日本的这一策略调整,中国需继续巩固和挖掘自身的性价比优势,同时采取开放包容的合作策略以拓展中日务实合作,着力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进展。

苹果背后的价值链

iPhone，一款手机，引无数呆粉为之“折腰换肾”。2014年10月，iPhone6刚刚在中国大陆开售，央视财经就发出微博指责苹呆公司的暴利：“一边是苹呆公布第四财季营收为421．23亿美元，一边是消息爆出中国内地被炒到几万元的iPhone6实际成本仅1227元。且业界还传出，富士康生产一部苹呆手机只赚25元，苹果利润率高达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