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投资高政治风险的成因与对策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和资本净输出国。然而,墨西哥政府无限期搁置高铁招标计划、柬埔寨首相下令暂停建造中柬合作大坝等投资受阻事件说明,中国海外投资面临高政治风险。这背后的原因既有中国企业行为不规范和国内政策体系不完善的因素,又有东道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变化的因素,还受投资行业、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将会长期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为减少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提高中国企业识别、评估和管控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能力,中国政府需要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完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维护企业海外利益,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而中国企业应完善投资策略,与欧美跨国公司联合"走出去",实现互利共赢,减少投资项目的受关注度和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是以资本"走出去"为基础,驱动中国的设备、服务、技术、标准、货币和文化联合"走出去",是中国传统的产品"走出去"和资本低层次"走出去"的升级版。论文首先从对外经贸格局、全球经济治理、国际分工地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角度,阐述了"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其次,从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三个维度,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状况与特征;最后,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基础设施投融资、人才培养、利益保障和风险防范等视角入手,提出了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系列政策建议。

中国投资环境恶化了么?

今年以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被陆续爆出苹果售后门事件、葛兰素史克行贿丑闻事件等，而在每次事件发生后一些外媒的报道，往往从事件外寻找原因，特别是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提出质疑。那么当前中国投资环境的真实图景如何？中国投资环境是否恶化？外企缘何在中国“麻烦”不断？

开放经济体面临的三类系统性风险

本文从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与对外部门的角度梳理开放经济体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指出私人部门的金融脆弱性、公共部门债务高企与对外部门面临的国际收支冲击,是开放经济体面临的三类最重要风险。通过对最新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梳理,本文认为,金融机构脆弱性、私人部门杠杆率与金融市场脆弱性构成了私人部门的金融脆弱性;公共部门债务危机、政府救助导致的债务转移以及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会造成公共部门债务风险;国际收支失衡、短期资本流动、货币政策溢出效应、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联动会产生对国际收支的)中击,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此外,本文还指出不同部门的金融脆弱性会相互传导,不同经济体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的排列组合不同,这带来了金融危机不同的表现形式、传导顺序与影响大小。

全球金融动荡下的中国债券市场发展

全球金融市场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自2020年2月下旬起,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全球金融市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这次动荡的总体表现是,风险资产价格暴跌、避险资产价格在波动中上升。截至2020年4月15日,与2019年底相比,美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以下简称“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7.6%,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由1.92%下降至0.63%,美元指数则由96.4上升至99.5;英国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黄金价格上涨了13.5%;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58.0%。

2020年：中国外资监管进入稳定成熟期

中国外商投资监管正式告别“逐案审批制”的旧模式,步入“负面清单管理制”的新时代。202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中国外商投资监管正式告别“逐案审批制”的旧模式,步入“负面清单管理制”的新时代。

全球小型开放经济体营商环境比较

当前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背景下,一国或地区的营商环境作为影响企业效益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一国或地区的外资吸引力。香港、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等是全球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吸引海外投资的重要的国家(地区),通过对这些小型开放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比较,特别是在企业设立与税收方面的深入比较分析,可以为中国投资者海外投资提供重要参考,同时也可为格林纳达这类小型开放经济体改善营商环境提供重要启示。

资本渐进开放、外汇储备累积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开放和发展条件下,基于凯恩斯动态货币需求调节方程和Cavoli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外汇储备增加的国内市场利率决定模型。对中国2001～2008年月度数据的OLS和TSLS回归结果表明国际市场利率和外汇储备增加对国内利率影响并不显著,而物价水平、产出和滞后一期的货币供给等变量系数符号不仅与理论预期一致,且检验结果显著。这表明中国渐进的资本市场开放战略和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并没有对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产生系统影响,对模型中变量系数的比较分析还发现中央银行的货币冲销政策效果非常明显。为使模型更加优化,由增加残差序列二阶自回归对原模型进行了调整,回归结果证实了上述结论。论文进一步采用了递归的SVAR模型来分析国际利率和外汇储备增加对国内利率的动态冲击效应,脉冲响应函数表明这种动态冲击效应同样十分微弱,再一次表明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冲销有效性和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扩大医疗服务业开放的现实逻辑与路径选择

推动医疗服务业高水平开放,有利于促进我国多元化办医格局的有序展开,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其不仅可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也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WTO的GATS奠定了全球医疗服务贸易的规则框架基础,其后的诸边与区域协定中的医疗服务规则对GATS有一定的突破,并呈现出多样化、标准的趋同化特征与发展趋势。《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中我国承诺在部分城市取消外资医疗机构的股权比例限制,意味着我国将加速推进医疗服务业开放。鉴于当前我国医疗服务业开放发展质量不高的现状,可参考《关于完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的宣言》的相关规定,在准入阶段逐步取消对外资医疗机构的股权比例限制;明确外资医疗机构职能,为外资医疗机构制定更加细致化的医疗资源设置引导清单;进一步优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审批机制,消除外资医疗机构在华发展堵点;以内地/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相关协议为基础,推动对港澳台地区医疗服务业的高标准开放,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

日本大地震的“蝴蝶效应”

当前,日本大地震仍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这一场自然灾难对于正处于复苏阶段的全球经济必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离岸金融中心的定位、特色及建设——以格林纳达为案例

离岸金融中心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如今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主权国家对离岸金融的监管趋于严格以及离岸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加大,离岸金融业务面临着严峻挑战,留给后来者的空间也有限。探讨了离岸金融中心的不同定位、特色以及建设的基本条件,并以格林纳达为案例具体分析了当前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挑战,提出应抓住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出海的机会,建设围绕新兴市场海外投资的离岸金融服务体系。

美国长期国债市场上主要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比较

本文基于2002-2012年的年度数据,通过比较美国长期国债市场上主要外国投资者的不同行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不同行为特征的可能影响因素,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市场势力和主动的资产配置策略,以及金融市场的风险与收益变化,是导致外国投资者不同行为特征的主要原因。这具体表现在:对于持有较大美国长期国债存量的中国和日本而言,类似做市商角色的市场势力使得其边际投资行为较为谨慎,以避免相应的国债价格变动造成其存量资产的价值波动;欧洲国家的投资行为则显示出风险偏好较高的特点(例如注重收益的逆势投资),这可能是由于它们持有的长期国债占比稳定在低位,从而能够将美国长期国债仅仅当做一类分散风险的金融投资品。此外,在金融市场动荡期间,由于避险需求和长短期国债收益利差缩小的双重影响,部分外国投资者的资产配置行为也会发生较大变化。

国际资本流动悖论:一个文献综述

20世纪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出现了逆转，由先前的从富国向穷国的顺流，转变为由穷国向富国的逆流。国际资本逆流与标准经济理论的预测完全相悖。本文对关于国际资本流动悖论的理论假说和经验研究作了一个系统的文献综述。首先，建立一个简明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悖论的潜在因素。其次。从发展中国家在人力资本、制度完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和外资利用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等角度，对国际资本流动悖论的理论假说进行深入阐述和系统分析。最后，作评论性总结。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我们应当通过对二战以来成功跨越与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比较,以新的生产函数框架,系统梳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如何应对劳动力增速下降与成本上升、如何应对边际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如何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以及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爆发。这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未来少走弯路、更快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现状、缘起与风险

中国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能够获得蓬勃发展,应归因于大数据、供应链金融、服务功能前移、支付手段创新与迭代式开发理念等一系列创新。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目前既面临信用违约、期限错配、最后贷款人缺失等传统金融风险,又面临法律风险、货币调控难、信息滥用、不对称与不透明及技术风险等新型风险。为应对上述风险,应该加强行业自律、投资者教育与网络安全管理。

外商投资环境的变与不变

近两年来，由于竞争外资企业无法参与中国的政府采购，以及无法从部分经济刺激方案中受益，再加上个别外资企业收购中国企业未能获得批准等一系列原因，导致外资企业感觉中国投资环境有所变化。客观地讲，导致外资企业“感觉有变”的因素都是一些短期因素，在这里，作者更愿意对中国外商投资环境的远景进行一个展望。

重灾后的日本与世界影响

日本可谓是＂三灾临门＂：地震、海啸、核事故,这将对日本经济乃至政治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如何看待一季度的经济开局

中国经济2013年的开局数据已公布，GDP同比增长7．7％，环比仅增1．6％，低于市场的普遍预期，仍然运行在2011年以来形成的下行减速趋势中。

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实践:起因、类型、问题与启示

资产证券化既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一大创新,又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诱因之一。因此,深入分析美国资产证券化的经验教训有利于中国积极稳健地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本文回顾了美国资产证券化兴起的原因,剖析了美国四种代表性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梳理了美国资产证券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美国资产证券化对中国资产证券化实践的启示。

“钱荒”为什么会发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2007年1月至2014年12月月度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时间序列方法分析了隔夜Shibor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央行一揽子货币政策工具变动会通过流动性规模渠道与货币乘数渠道显著影响隔夜Shibor;第二,隔夜Shibor的历史变化与CPI同比增速变动也会显著影响隔夜Shibor;第三,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占比与上证指数环比增速将会显著影响隔夜Shibor;第四,外汇占款增量变化对隔夜Shibor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央行对外汇占款变化进行了有效的冲销;第五,考虑到上述影响因素的结构性模型,对隔夜Shibor变化的预测精度要显著高于仅基于隔夜Shibor历史数据的ARMA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