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做了大量的引介和研究工作,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本文从全球治理理论及其主体、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环境治理、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中国与全球治理五方面入手,全面梳理和总结了2004年以来中国学者对全球治理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成就与不足。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中国与全球治理的研究与全球治理在中国的引介、扩散、再研究的进程基本上是同步的。中国学者正在逐步超越单纯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引介与评论阶段,开始对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展开视角各异、深浅不同的研究,同时,以中国的视角看全球治理,乃是国内不少学者研究探讨全球治理的"终极"关怀点之一,他们对中国参加全球治理的进程与方式提出了思路各异的针对性建议。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

在多边贸易进程中,WTO的协定和规则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TR IPS就是发达国家利益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具体表现。在发达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发达国家享有谋划本国知识产权政策的自由,TR IPS的实施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并将其锁定在低技术水平上。

TRIPS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

在多边贸易进程中,WTO的协定和规则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TRIPS就是发达国家利益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具体表现。在发达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发达国家享有谋划本国知识产权政策的自由。TRIPS的实施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并将其锁定在低技术水平上。

中澳关系的战略定位与现实选择

近年来,全球治理深度调整与变革、亚太区域合作呈现新动向以及以中美关系为代表的大国关系调整与变化,中澳关系随之进入新的调整与适应阶段,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有所上升。但在中国对外战略中,澳大利亚仍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依托力量、“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和中美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力量。展望未来,中澳两国要正视双方关系现状,加强功能领域的务实合作和APEC框架下的区域合作,共同塑造国际多边合作的新动力。

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研究的新进展

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有着悠久的学术研究传统,然而因其未能有效地解释冷战的结束、国际制度的发展与地区一体化的深化而受到质疑。对此,后继的现实主义学者从不同方面论述了现实主义,以拓展和丰富现实主义的研究传统。文章从三个方面来论述现实主义的新进展,即现实主义研究传统的内部论争、经典人物和著作的再解读以及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的融合,并进而作适当的评述。

发展中国家国内武装冲突终止的条件分析——以印尼亚齐问题的解决为例

二战后国家内部武装冲突频发,并且绝大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国内武装冲突更为频繁。本文首先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武装冲突频发的原因,而后从理论上提出终止冲突的途径,最后,本文选取印度尼西亚政府与亚齐冲突的解决作为案例来验证本文的观点。

中国机构投资者异质性探析

在我国机构投资者已呈现多元化共同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其异质性对于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均具有积极意义。文章从持股规模、投资限制、资金来源及投资者适格性、盈利模式、激励机制等六方面总结当前我国机构投资者的不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发展建议。

中国与符合DSSI资格国家的双边债务分析及风险评估--基于违约风险加权模型和风险敞口模型

基于世界银行数据,选取对中国负债20亿美元及以上的符合暂停偿债倡议国家作为分析对象(共16个),计算每个国家的债务率、现值经济债务率和偿债率,并根据疫情对经济变量的差异化影响赋予这3个衡量国际债务风险指标不同的权重,最终得出一个衡量违约概率的违约风险加权值。违约概率最高的符合DSSI资格国家依次为赞比亚(加权值1.59)、埃塞俄比亚(1.48)、巴基斯坦(1.36)、肯尼亚(1.27)和老挝(1.09)。此外,鉴于每个国家对中国负债金额不同,为了全面评估中国面临的双边债务违约风险,最后加入风险敞口维度进行分析。对于中国而言,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的债务风险敞口大于赞比亚。总的来说,赞比亚是债务违约概率最高的国家,而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是对华债务风险敞口最大的两个国家。

接触中有防范,但没有遏制——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再解读

本文通过对“遏制”这一概念的内涵、历史渊源的分析 ,结合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况 ,指出这一政治学概念在中国长期———尤其是冷战后———被误解、误用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冷战后美国对华奉行的是接触战略 ,这一战略有防范中国的含义与安排 ,但与遏制无关。

美国对华“301调查”之应对--中日比较分析的视角

本文介绍了美国"301条款"的基本内容,以及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频繁受到美国"301调查"的具体情况,并对比了美国对日本和中国发起"301调查"的经济背景和目的意图。美国针对日本和中国发起的"301调查"都发生在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目的在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遏制贸易对手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我国要以日美贸易摩擦为鉴,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国家利益。

产业要素价格扭曲的效率损失与校正之策——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的视角

该文利用包含经济扭曲变量和投入产出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以美、日、英、法、德、意、韩等发达经济体为基准国,在模型中引入行业产品价格扭曲、行业资本价格扭曲、行业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中等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价格扭曲等三类扭曲变量,测算中国各行业要素投入扭曲带来的产出效率损失,结果表明:中国各行业扭曲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迥异,金融业和企业生产相关的现代服务业的扭曲显著地增加产出损失;通过对不同类别扭曲影响的分解,资本、产品、各类劳动力的价格扭曲在不同行业表现也很不一样,现代服务业主要通过高、中技能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产出,而如果消除教育和卫生行业的扭曲,反而会降低产出。未来需要从市场化改革、产业政策有效性等角度对行业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效率损失加以校正。

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结构性减税与最优政策选择

财政政策的最优政策选择问题对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具有指导意义。既往的研究忽略了利用动态一般均衡的方法探求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与结构性减税支出的政策选择问题。本文利用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测算比较基建支出和结构性减税的政策福利效应。研究表明:具有双重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不仅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促进产出,还可以通过挤入居民消费的方式加强政策福利效应。经过测算,短期的基建支出乘数大于结构性减税的政策乘数。同时,基建支出长期平均产出乘数小于结构性减税的平均产出乘数。与结构性减税政策相比,增加基建支出对于财政资金有限的政府是短期内更加有效的产出刺激政策,但在长期中,结构性减税政策不仅具有较高的政策效应,还可以从消费、劳动、投资等角度实现结构性政策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导致各地区的最优政策选择存在差异性:发达地区可以通过结构性税收政策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而欠发达地区则更应该注重运用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支出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人口逐渐从欠发达地区流出,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基建支出是否是可行之策,还需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因素。

财政支出政策会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吗?——基于地方竞争框架下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谋求区域平衡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能否发挥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关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与稳定。因此,需要准确评估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现有文献利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估测财政政策乘数时忽略了我国特色的地区竞争机制。“锦标赛”式的地区经济竞争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地区间的财政竞争模式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深刻影响,忽略该机制会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差。研究发现:第一,当不存在地区竞争机制时,欠发达地区政府的公共投资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当地以及全国地区的产出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第二,当存在地区竞争机制时,欠发达地区政府的公共投资政策产出效应会被削弱,无法实现谋求区域平衡发展与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目标。第三,随着地区竞争程度的加剧,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出现分化,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性公共投资乘数由4.09降为3.10,而发达地区的生产性公共投资乘数由3.86升为4.86,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中央政府如果试图兼顾财政政策的“效率”与“公平”目标,避免地区间盲目竞争,改革政府工作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当务之急。

论经济动力系统

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经济动力系统做了比较分析.文章指出,任何人的经济行为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或动力,那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讲,是社会制度的进步使各类经济行为主体的动力不断增强的结果.社会主义制度为增强各类行为主体的动力提供了可能性,但传统的经济体制并没有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在企业内部各类行为主体之间形成权力、利益和行为的制衡机制.社会主义股份制和市场体制改革有可能为企业内部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形成这种制衡关系创造条件.

财政分权、基建支出与最优财政政策

财政资源紧张的政府存在最优财政政策选择问题,政府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和结构性减税存在取舍。本文基于纳入财政分权特征的DSGE模型研究发现:(1)由于发达地区基建投资通过拉动地区间中间品贸易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产出增长,使发达地区的基建支出政策对全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欠发达地区执行相同政策的作用。(2)发达地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中间品贸易渠道在地区间产生正溢出效应,对当地产出的刺激效果与基建投资效果接近。假设发达地区政府更关注全国经济发展目标,则基建支出政策是该地区更加有效的财政政策选择。因此,对人口流入的发达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是走出当前经济下行的可行之策。

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上市公司管理层互动——以2013--2015年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为例

在私下沟通（主要形式为调研）已成为机构投资者深入了解上市公司常态化机制的背景下，研究其整体特征及上市公司管理层互动对于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均具有积极意义。文章从调研机构活跃度、核心管理层（董事长或总经理）参与度、调研的深度和广度、微观样本分析等四个方面分析调研整体特征，并进一步讨论影响调研深度和广度以及管理层互动的因素。

国际关系学科中美国的知识霸权

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是否处于知识霸权地位,是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本文试图比较欧美学术期刊以探讨此问题,即《国际研究季刊》、《国际组织》、《欧洲国际关系》、《国际研究评论》。本文选取上述四份权威期刊在1997年-2006年期间所刊发的论文为分析文本,侧重分析论文作者的国籍、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进而探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学科中地位的变化问题。进而尝试从不同角度探讨如何改变美国知识霸权的路径,包括对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优点及缺失的充分认识、国际关系学科史的重述等问题。

思考世界秩序的不同方式

从观念结构的角度出发,作者认为观念结构有两个面向:共时性和历时性。共时性如同一副全景式的画面,能够同时看到不同权力实体——国家或帝国——的相对地位,而历时性关注的是世界权力性质的结构性变化。对于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和其他实体而言,它们包括了"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新现实主义所见到的"外部"由人口、资源、军事能力以及经济能力组成,"内部"则包括现实生活、思维本质和社会,而国家只是社会的一种表现方式。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经验对塑造世界秩序产生了各自的影响。源于二元论思想的西方传统一方面导致了实证主义的产生并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另一方面又引起了有关文明上升、衰落以及可能重生的历史主义和周期论。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一方面与所谓的"英国学派"在某些方面有交集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历史主义传统;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也可能助长了中国国内美国式的实证主义和进步信念的发展。

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

20世纪 90年代之后 ,国际关系变化导致了安全观念的变化 ,出现了安全议程应该宽泛还是窄小的争论。这一交织在被称为“第三浪”国际理论大辩论中的争论 ,使得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异彩大放 ,形成了巴瑞·布赞、奥利·维夫领军的欧洲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即哥本哈根学派和以卡赞斯坦为代表的美国建构主义安全研究。而哥本哈根学派由于提出安全复合体理论和非安全化理论 ,成为西方安全研究领域最为显赫的流派。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不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而已。他们提供了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以便理解谁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实施安全化。他们的方法兼容了传统主义者的议程。在今天的世界里 ,地区复合安全理论存留下来也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