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一家:历史与考古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边疆”学术笔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考古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强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推动边疆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的融合发展,2023年8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大学等共同主办的“四海一家:历史与考古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边疆”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举行。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吉林大学、长春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以及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所、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国家机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就新时代边疆考古的使命与担当以及发挥文物考古工作在边疆治理、东北边疆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等专题进行研讨,共识于挖掘和有效利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史实、考古实物和文化遗存,积极引导研究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在新时代更好担负起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以此为契机,辽宁大学学报于开年第一期,将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以笔谈文稿形式刊发,希冀展示学术研讨会之学术成果,以飨读者。

“民族”不是中国古籍固有用词——兼论东西话语体系的错接

“民族”不是中国古籍固有用词,而是近代传入我国的概念,和我国传统话语体系的错接对我国影响很深。近年来有学者试图通过古籍中将“氏族”误抄为“民族”的情况,将其溯源为是我国“本土化”的概念,更增加了国人认识的混乱。认清东西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的异同,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也是客观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迫切需要。

“边疆”与“中国”的交融--理解和诠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中,“边疆”与“中国”是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词语,今人从不同的角度又赋予了更多不同的含义,但只有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有具体的指称对象。历代王朝虽然自称“中国”,但也应该动态地认识“边疆”和“中国”含义的变化,同时即便在全球的视野下审视“边疆”与“中国”的交融也需要有一个基点,这是“历史上中国”大讨论出现的价值所在。这一基点应该是将“中国边疆”的“中国”界定为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中国,其疆域属性由传统王朝国家开始转变为主权国家。

中国边疆学研究

中国古人对边疆的关注由来已久,先秦典籍《左传》中就多次出现有关“边疆”的记载,而司马迁的《史记》为边疆政权和族群立传更是开启了所谓“正史”记录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历代王朝治理边疆历程的先河,定位了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史鉴功能。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需要观念更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侧重于理论的探讨是一个突出特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是确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观,而正确历史观的确立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既需要历史学学者的积极参与,更需要摆脱已有的历代王朝史观、“民族”(nation)观念的桎梏,更新一系列观念。

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

在近代西方“民族”观念传入之前,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划分与凝聚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物质文化、政权和部落、政治认同和降服先后,是四种基本的划分方式,但在其上还有“天下一体”“华夷一体”更高层次的人群共同体意识,主导着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凝聚没有走向分散,而是凝聚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清朝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观念的主导下积极推动中华大地上人群凝聚,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中国人”是清朝的“国民”,也是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清代的样态。

为什么说“新清史观”是错误的?

个别美国学者对中国清代历史的研究,自称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他们试图用所谓“征服王朝论”来阐述清代历史,故有“新清史”说。他们视清朝是对外殖民的扩张型内亚帝国,鼓吹所谓“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一部分”“中国人只是汉人,满人、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是中国人”等。这种观点遭到质疑进而被普遍否定,已经成为我国学界的共识。为什么说“新清史观”是错误的?因为其说法不仅完全不符合清代历史实际,而且更不能客观诠释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是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尽管以往学界对“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有过很多探讨,但将其和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联系起来分析的论著尚不多见,实际上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这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钥匙。

“天可汗”与燕然都护府——唐太宗北疆经略的创新性尝试

以往学界对“天可汗”称号的探讨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多聚焦于其实际功能,而对燕然都护府则少有专门性研究。从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视角看,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是草原部落认同其政治地位的突出体现,而设置燕然都护府则是唐太宗为谋求超越传统以获得“上策”评价在北疆经略中的创新性尝试。善于总结前代经验以制订边疆治策是唐太宗边疆经略的习惯做法,燕然都护府的命名、对突厥降众的安置以及积极经略东北边疆等,都体现着前代经略对唐太宗边疆治理的影响。多民族国家就是在这种前赴后继地继承与发扬前代治理实践经验中得以形成和发展的。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新时代我国的民族工作

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被列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第十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以往民族工作定位的创新性发展,是基于国家主权的视角提出的,契合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对做好新时代我国的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