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性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及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启示

日本女性经济学系列政策实施以来,主要面临着女性就业质量难以提高、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效果不明显及加剧女性生育低迷等困境。分析得知,传统文化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影响、宏观经济环境与劳动力市场歧视及女性就业与社会少子化之间的矛盾共同构成了女性经济学政策困境的主要成因。从目前来看,该系列政策在提高女性就业质量和推动日本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限,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日本人口与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日本女性经济学政策仍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有益启示。当前中国同样面临着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可借鉴日本女性经济学政策经验,重视和促进女性就业,规范劳动力市场制度,制定和完善针对女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全面挖掘女性经济潜力。

单身社会?——2000-2010年中国单身青年特征与趋势分析

基于第五次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简单描述了2000~2010年中国单身青年的特征、构成与变化,分析发现,男女青年单身比例明显增加,初婚推迟导致单身中的未婚占比增加、女青年更为明显,单身青年存在区域、户籍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简要分析了青年单身比例变化的影响因素,并初步探讨了单身青年增多造成的诸多影响。

中国扶贫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与实证

在政府的外部投入逐步取消之后,已经脱贫的人口是否会出现返贫的现象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文章把中国扶贫实践的经济本质归纳为帮助贫困人口实现农业和非农部门就业,将其融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通过模拟分析发现,以就业为核心的扶贫经由就业、收入、消费、投资渠道对人均GDP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这表明扶贫促进了人均GDP增长,而人均GDP的增长反过来巩固了扶贫成就,最后采用面板中介模型进行了验证。中国的扶贫以帮助贫困人口实现就业为抓手,通过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就业、收入、消费以及投资的增长,推动了人均GDP的增长,进而巩固了扶贫成果,实现了扶贫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中国制造业区域梯次升级及演进路径分析--基于区域产业集聚水平变动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中国制造业产业在区域间的集聚与发展有其独特的特点与演进路径。本文通过对EG指数测算方法及含义的详细介绍,利用其测算分析中国1998-2014年制造业四位数行业在城市间集聚水平差异,并分析其在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对不同地区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产业集聚及其对生产率影响角度,梳理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间制造业产业发展状况及演进脉络,并据此探讨了产业有序转移、梯次升级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举措。具体体现在:中国制造业主要集聚在东部地区,当前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向内陆转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不断提高,有利于东部地区生产率的提高;依托政策与资源禀赋,中部地区存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条件,但当前存在资本过剩与配置效率低等问题,需有效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内部技术水平的有效升级;西部地区仍未具有明确的优势产业布局,尚未形成有效的产业集聚规模;东北地区尽管集聚水平有所提升,但仍未有效发挥集聚的外部经济效应。西部和东北地区需要依托政策及自身工业基础,进一步寻找适合其区域特点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分析

城镇就业困难将成全国性的难题 ,而资源枯竭型城市更为突出。因此研究和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考察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就业困难的成因、存在问题 。

外商投资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外商投资存在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可以用外商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加以度量,运用中国1984～2005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的结论表明:1993年以前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非常显著,负的间接就业效应也很显著;1993年以后年外商投资的直接就业效应减小,负的间接就业效应也减弱。

中国终身不婚率的变动、影响与对策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分析了中国人口终身不婚率的特征与变动。研究发现:中国终身不婚率在2%以下;1982年~2000年,终身不婚率由1.51%增加到1.96%,2000年~2010年,终身不婚率小幅降低至1.77%;男性终身不婚率是女性的10倍以上;65岁及以上男女老年人终身不婚率均在提高;乡村终身不婚率最高、城镇居中、城市最低;男性受教育程度越低、终身不婚率越高,相反,女性则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终身不婚率越高;中部和北部省(自治区、直辖市)男性终身不婚率更高,中部和西南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女性终身不婚率更高。终身不婚率提高将增大老年人独居概率,加剧独居老人养老风险并降低其生活质量。建议采取综合措施提高中青年结婚率、降低终身不婚率,以此提高生育率并减少未来独居老人规模,进而缓解未来的社会养老压力。

日本单身经济研究

基于1980—2020年历次国势调查和2000—2020年家庭收入消费调查的数据资料,通过分析单身群体的婚姻、就业、收入和消费等维度的人口社会学与人口经济学特征,初步考察了日本单身经济发展现状与潜力。研究发现:2020年15岁及以上单身人群超过了4 300万人、单身比例超过40%;1980—2020年,单身规模与比例均呈持续增加态势,单身人群以未婚为主,单身女性的离婚和丧偶比例均明显高于单身男性;未婚、离婚和丧偶人群的独居比例均在提高,未婚独居人群的男性化、老龄化趋势明显,但老年单身家庭数量逐渐增多且女性化、高龄化趋势凸显。2000—2020年,单身人群就业率下降,单身家庭劳动者的月人均收入水平略低但月人均消费水平更高,用于住居、娱乐和交际应酬的消费占比更高。研究认为,日本单身社会崛起促进了单身经济发展,而单身经济繁荣发展将会固化其单身社会特征并提高其应对少子高龄化问题的难度。

中国教育发展的非均衡性研究综述

通过区分教育非均衡状况的不同表现形式,梳理回顾了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居民教育均衡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在总结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教育非均衡性特征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视窗,既服务于相关研究理论的完善,也为决策者全面了解现实情况、评估既有政策实施效果、制定新的政策提供重要的实证资料。

就业仍是当前经济发展重大挑战

就业对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减弱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中国的劳动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就业对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减弱。2012年新增城镇就业1266万人,是过去9年来的最高水平。在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情况下,城镇新增就业与往年相比不减反增,既说明就业对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压力减小了,也表明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人口变化带来的收缩型城市问题如何破解

当前收缩型城市建设发展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解决收缩型城市发展问题,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完善城市化发展体系;提高城市特色改造质量,增强城市服务能力;充分理解国家政策,推动收缩型城市发展。顺延城市化发展趋势,释放收缩型城市存量,用存量规划取代增量规划,助其瘦身强体,使城市建设资源得到科学配置,在解决收缩型城市问题基础上推动我国城市化建设活动与时俱进。

农民工新政下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险：来自中国四大城市的证据

中国在过去的10年里进行了城乡福利保障一体化的政策改革。文章基于2008年在四个城市所作的"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研究这一系列的新政策对农民工和其他迁移人口的影响,尤其是对他们参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事故保险做一深入分析。研究表明:经过十多年新政策的执行,农村迁移人口或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概率仍然大大的低于市民迁移人口和城市本地居民。迁移人口是否参与各种社会保险项目与他们的就业状况紧密相关。本文的结论显示:中国已经开始把迁移人口的社会保障纳入了整体社会发展的范畴。在"刘易斯转折"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相关政策应考虑由此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成本的增加。

子女数量、父母健康与生活满意度——基于性别失衡视角

中国人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但是近年来随着出生性别比的攀升,婚姻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未婚男性的可能会对父母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了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已婚儿子对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但是未婚儿子的数量对父母的幸福感有不利的影响,未婚女儿的数量对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发现,在农村地区,当父母得知自己患有高血压时,未婚儿子的数量会降低父母治疗的概率,这说明未婚儿子的数量对父母健康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多子一定多福吗:子女数量与母亲健康

本文基于CHARLS 2013年全国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已婚子女对母亲健康的影响。为了克服子女数量所带来的内生性,本文基于计划生育政策在民族和城乡之间的差别进行因果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子女都已成家的母亲来说,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偏瘦和低血压的概率,提高高血压的概率,总体上不会显著提高身体健康的概率。但是对于60岁以上的老龄女性而言,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偏瘦、低血压和肥胖的概率,提高高血压的概率,并且在总体上会显著提高身体健康的概率。

河长制在河流治污实践中存在的难题分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对河长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河长制作为一项治理保护水资源的新制度,属于国家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目前还在摸索阶段,在推动河流污染治理的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难题。因此,进一步探索研究河长制发展规律和用好发展好河长制,是推进水污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对当前河长制在河流治污实践中的难题进行深入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应的影响——基于西北五省区动态SDM和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的好坏关乎人民福祉的高低。基于西北五省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动态SDM)和E-G协同集聚指数检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应是否存在空间影响,并通过构建单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生态效应的强度。研究表明: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改善了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长期效应。第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区域生态改善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对其他周边地区生态效应也同样具有溢出效应,这体现出区域协调性。第三,当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数量跨过门槛值16422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发挥显著的积极影响。基于以上结论并立足西北五省区发展现状,应当建立系统完善、刚性约束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知识、技术溢出效应,重视人力资本推动区域发展的边际贡献,同时应当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依托,完善区域产业布局,打破区域边界,让生态效应改善的成果充分“外溢”。

中部如何应对劳工荒

中部地区是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地区,虽然面临民工荒的冲击,但只要在经济发展战略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就有可能较之东部沿海地区更加顺利地应对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IPO补税与IPO抑价——影响机制、外部监督及异质效应

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作为上市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是连接公司和投资者的重要纽带,也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本文基于中国语境下揭示IPO补税对IPO抑价的影响机制与效应。以2010—2018年的沪深A股IPO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发现,IPO补税对IPO抑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在主板市场或承销商声誉低时,IPO补税对IPO抑价的正向作用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得出,IPO公司补税释放良好的业绩预期信号,提升企业价值,导致更高的IPO抑价,同时IPO公司补税不利于商业信用,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IPO上市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导致更高的IPO抑价。研究结论对提高IPO信息披露与定价机制、加速推进证券市场化进程和法治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大湾区创新型城市建设与人力资本要素相关性分析——以广州、深圳和香港特区为例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实力成为衡量国家与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伴随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创新型城市建设成为众多城市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人力资本在创新城市建设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广州、深圳、香港特区为例,在建设创新型城市中,三地人力资本要素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三地数据分析显示,人力资本的年龄结构对于城市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人口结构的年轻化有利于营造创新氛围;企业人力资本创新水平是一个城市能否成为创新型城市的关键要素。广州、深圳和香港特区三地人力资本特点互补性较强,有利于大湾区创新型城市的总体建设和发展。

家庭照料对城乡失能老人和照料者健康的影响

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使用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研究家庭照料对城乡失能老人及其照料者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照料能显著改善失能老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但不利于照料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家庭照料使城镇失能老人身体健康的概率增加42.8%、抑郁的概率降低45.6%;使农村失能老人抑郁的概率降低38.3%,但对其身体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家庭照料使农村照料者身体健康的概率降低18.8%、抑郁的概率增加49.4%;使城镇照料者抑郁的概率增加41.7%,但对其身体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应加强长期护理保险对社会照料尤其是居家照料服务的支持,并以此减轻家庭照料者负担、提升家庭照料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