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空巢老年人的养老经济规划——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发现

文章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分析了城乡空巢老年人的养老经济规划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约41.46%的空巢老年人有养老经济规划,有养老经济规划的独居空巢老年人比例低于夫妇空巢老年人,现金储蓄是空巢老年人做经济规划的主要方式。经济收入对空巢老年人的养老经济规划既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也存在通过养老责任观念的中介作用对空巢老年人的养老经济规划的隐含效应。经济收入越多空巢老年人越可能做养老经济规划,有劳动收入、有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子女给予经济支持的空巢老年人更可能做养老经济规划。认同由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养老责任的观念会促使经济收入多、有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子女给予经济支持的空巢老年人做养老经济规划的可能性显著提高。

教育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教育对人口结构的作用。将这一因素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在估计理论模型中相关参数的基础上,用数值模拟分析了教育对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教育通过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体技术水平,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第二,教育通过降低生育率和提升寿命,推动人口老龄化和提升人口抚养负担,并通过推迟毕业时间,降低劳动参与率;第三,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强于对劳动参与率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人均收入的增长。总而言之,教育解释了人口结构的变动,但是并未加剧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经济压力。研究结果不仅扩展了教育经济影响的分析视角,也对完善我国公共教育和生育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长期护理保险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

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参保人在失能时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减轻失能参保者所在家庭的护理负担,预期会对参保者家庭成员(如子女)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使用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2015年、2016年、2018年三期面板数据,采用合成DID方法研究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的结果表明:第一,相对于父母未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样本,父母参保的样本中个体的劳动时长、劳动收入及企业管理控制权得分显著提高;第二,健康提升效应是长期护理保险提升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作用机制;第三,长期护理保险提升劳动力市场表现的作用对女儿、较年轻的子女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更为显著。因此,长期护理保险的确起到了释放子代照料压力、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的作用,这对于支撑老龄化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十分重要。

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保险制度提质扩面

社会保险是伴随人类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重大制度文明成果,也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准配置。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特别需要社会保险这一社会保障体系主体性制度安排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提供坚实支撑。客观评估表明,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在近10多年来取得了覆盖面快速扩展与保障水平持续提升的显著成就。然而,由于实践中存在认识误区和路径偏差,制度质量不高导致的不良效应正逐渐显现。要摆脱当前困境并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扩面发展的需求,提升制度质量成为先决条件。通过矫正制度缺陷、扩展制度功能、赋予制度弹性等实现制度性重构,是确保社会保险制度实现“应保尽保”目标,并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关键。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波动解析

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对全球人口变动产生明显的影响,包括非常规的生育减少、死亡增加和迁移的迟滞。由于疫情传播的严重程度、疫情的疾病负担、疫情传播与控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民众的健康风险认知以及受疫情影响的持续时间不同,一些国家的出生人口出现了模式不同的波动。近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数的加速下降和波动,是新冠疫情带来的推迟效应与中国出生人口数下降大趋势叠加的结果,未来两年可能有一定数量的补偿性生育,但仍将延续初婚和生育推迟的基本趋势。

中国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争论与回应——《减贫: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多重效应》评介

西方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可以实现劳动力及附载要素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并缓解贫困。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与贫困演进的特征事实与之形成了“典型悖论”:劳动力流动不仅未缩小城乡差距,反而带来农村人口结构的“畸形化”和产业的“空洞化”,农村贫困依然突出。那么,中国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影响究竟如何?其特殊性何在?需要何种顶层设计和政策调整?劳动经济学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樊士德教授的新著《减贫: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多重效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出版)对此进行了系统探究。

数字经济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在测算省级收入不平等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增加了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数字鸿沟”。机制检验发现,“数字鸿沟”效应主要是由于城乡教育和就业机会差距扩大以及城镇化水平的不均等所导致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中低收入地区更显著,且在2016年后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变得更为明显。此外,研究还发现这种负向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还会扩大相邻地区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基于此,提出增强城乡融合发展,积极促进劳动者数字技能提升与维护数字时代良好市场秩序的建议,以期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红利”发挥协调城乡发展的作用。

人口变动与中国经济增长政策思考

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人口数据,2022年总人口减少了85万人,是近61年来的人口首次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的人口发展态势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近年来,有关人口负增长的研究相应地也多了起来。人口负增长常常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这是人口最显著的变动,而人口的变动势必会对经济带来相应的影响。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而言,应该如何面对人口的变动?采取何种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加以应对?

清代东北男性结婚难问题研究与启示——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的分析

男性结婚难是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利用历史人口数据库的分析研究能够为应对当前男性结婚难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描述性统计和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全面考察清代中晚期东北男性的婚姻行为特征、婚姻困难表现及其影响因素,我们发现,男性终身不婚率很高并存在上升趋势;男性所属社会阶层越低,其婚姻困难越严重;家庭的成员构成及其社会经济特征对男性婚姻困难有重要影响。研究认为,男性结婚难的根本原因是婚姻制度对底层男性的排斥,经济因素是男性结婚难的关键原因,人口与社会因素则加剧了男性结婚难程度;当前应对男性结婚难问题需要长期、全面和系统的政策措施和多方协作形成合力。

人口老龄化、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首先要厘清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形势变化,人口负增长下“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从孕育推动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角度指明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路径。论文以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通过构建包含干中学的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层面阐述以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为特征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重点突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负向增长效应时的重要作用。数值模拟结果显示,预期寿命延长通过鼓励生命周期储蓄增加了人工智能密度,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生育率下降虽然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人工智能密度,但其直接负向增长效应大于间接正向劳动生产率效应,经济增长随生育率下降而放缓。论文进一步考察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从人口发展视角阐释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探索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及变动趋势再研究

伴随我国生育水平降低,城镇地区独生子女家庭逐渐成为主流,面临较大的独生子女死亡风险。“七普”数据的公布为探究我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提供了更全面的数据资料,基于“四普”至“七普”数据,汇总不同子女数量的妇女规模,利用年龄移算的方法测算得到2020年已经退出育龄期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结果显示,当前50岁及以上“曾生子女无子女”妇女规模约为288.8万人,其中50—59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达到191.9万人,占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的66.4%;“六普”数据中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与“七普”数据缺乏一致性,基于“六普”数据到“七普”数据的打靶预测结果表明,“七普”数据可能高估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生育进度的推迟,未来妇女独生子女死亡风险提高,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快速增长趋势将保持稳定。基于此,建议一方面加速构建生育支持体系,避免长期生育率低迷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制度,多部门协调扩大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扶助资源。

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生育控制与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治理

我有一个梦。家家百物丰。芳草绕庭绿。汽车库里停。江山如画美。河流都洁净。道路处处阔。田园皆机耕(《我有一个梦》)。这种具有高度美学色彩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无疑是令全体中国人所神往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已经进入或比较接近这样的境况了。而对中国来说，如果人口总量不能够绝对地减少，要想达到这样的生存境界，只能是白日做梦。

清代辽东旗人社会中的男性失婚问题研究——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部分(CMGPD-LN)

当前我国人口性别结构长期失衡的状况加剧了男性婚姻挤压,贫困地区农村男性大龄未婚或终身不婚问题突出。研究历史能够对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利用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部分,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和logit回归模型,研究了1749～1909年清代辽东旗人社会中的男性失婚问题。研究发现:超过20%的30岁及以上男性仍未结婚,大约15%的男性终身不婚;包括个体、家庭、亲属关系和地区在内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因素共同决定了男性的婚姻状态,年龄越大、有残疾、无职位的男性未婚的机会比率更大,父母一方或双方在世、父亲或叔伯有职位的男性未婚的机会比率更低;微观、中观和宏观因素同样决定了未婚男性的居住模式,年龄越大、有残疾、父母不在世的男性独住的机会比率越大,叔伯有职位的男性独住的机会比率越小,分家是导致未婚男性独住的重要事件。

从“半城市化”到“城市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教育推动机制研究

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在城市遇到的困难虽然有城市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等外在原因,但很大一部分问题如“收人太低、买不起房、生意不好做、难以找到稳定工作”,均和农民工自身受教育程度有关。从“半城市化”到“城市化”的转变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环节,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国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不仅受到外部约束条件的影响,更与自身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中国单身经济研究——基于人口普查和全国代表性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1982—2020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人口、就业、收入和消费等维度,全面系统分析了影响我国单身经济发展的单身群体人口社会学和人口经济学特征。分析发现:未婚比例增加是推动单身人群规模增加的关键因素;单身人群的独居比例提高,未婚独居人群呈现男性化和年轻化趋势;单身人群的有工作比例低于有配偶人群,单身男性收入水平明显低于有配偶男性;单身人群消费水平更高,单身独居人群消费的个人本位、超前消费和规模不经济特征突出。研究认为,尽管单身人群规模持续扩张、单身人群消费水平更高,但受制于单身人群的更低有工作比例和更低收入水平,单身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制约与挑战。

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就业选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实证研究

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是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基于六期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2011—2021年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就业选择的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从分析结果看,与非农村籍毕业生相比,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比例较低,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比例较高,在就业身份、职业类型、岗位类型上也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家庭支收比等变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及不同就业形态、就业身份、职业类型和岗位类型的选择。结合研究结果,建议改革户籍制度、多渠道提升人力资本、多方加强精准帮扶以促进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时空演变及收敛性研究

明晰新质生产力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及其演变特征,有利于更好地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运用熵权Topsis法、Dagum基尼系数、Markov链转移和收敛模型研究2015—2022年全国及四大区域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发展水平、时空演变和收敛效应。研究发现:全国及四大区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且全国及四大区域的组间、组内的差异呈缩小趋势,总体差异变化主要取决于区域间差异。同时,全国及四大区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σ收敛、β收敛,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效应和收敛周期,且对外开放、资本存量和政府支持程度对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收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定量研究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动态考察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演进情况和收敛情况,为未来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可参考性意见。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群体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CHARLS的实证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面板模型,系统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地区中老年群体家庭消费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的家庭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的转型。控制互联网使用的内生性后,面板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中老年人群在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的支出,但对享受型消费无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使用互联网更有利于中年人群、较低教育与收入水平的中老年人的家庭消费结构优化。基于上述发现,研究建议加速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解决“银发数字鸿沟”难题,抓住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通过中老年人数字能力的提升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中国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外流效应与新思考——简评《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南京审计学院西方经济学学科带头人樊士德副教授的学术专著《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由经济科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该著作是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完成的博士论文，该文曾获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优秀博士论文奖学金”（经济学领域全国共10名）。至今笔者还能清楚地记得2010年博士论文答辩过程中，包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研究员、王红领研究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郑超愚教授等在内的答辩委员们对该文所做的高度评价：“已经远远超出一位博士生的水平，而是一名真正的研究者”。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变动研究——基于教育型和技能型人力资本双重维度的考察

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赋予人力资本新内涵,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要从教育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这两方面共同推进。当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升、结构持续改善,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提高,而城市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在技能型人力资本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和工作专业技能型人力资本显著提升,但通过技能培训来提升人力资本的可能程度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差异。为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需要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充分发挥政府在技能培训中的作用,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统筹推进振兴乡村教育和教育振兴乡村工作,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