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空巢老年人的养老经济规划——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发现

文章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分析了城乡空巢老年人的养老经济规划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约41.46%的空巢老年人有养老经济规划,有养老经济规划的独居空巢老年人比例低于夫妇空巢老年人,现金储蓄是空巢老年人做经济规划的主要方式。经济收入对空巢老年人的养老经济规划既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也存在通过养老责任观念的中介作用对空巢老年人的养老经济规划的隐含效应。经济收入越多空巢老年人越可能做养老经济规划,有劳动收入、有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子女给予经济支持的空巢老年人更可能做养老经济规划。认同由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养老责任的观念会促使经济收入多、有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子女给予经济支持的空巢老年人做养老经济规划的可能性显著提高。

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生育控制与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治理

我有一个梦。家家百物丰。芳草绕庭绿。汽车库里停。江山如画美。河流都洁净。道路处处阔。田园皆机耕(《我有一个梦》)。这种具有高度美学色彩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无疑是令全体中国人所神往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已经进入或比较接近这样的境况了。而对中国来说，如果人口总量不能够绝对地减少，要想达到这样的生存境界，只能是白日做梦。

清代辽东旗人社会中的男性失婚问题研究——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部分(CMGPD-LN)

当前我国人口性别结构长期失衡的状况加剧了男性婚姻挤压,贫困地区农村男性大龄未婚或终身不婚问题突出。研究历史能够对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利用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部分,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和logit回归模型,研究了1749～1909年清代辽东旗人社会中的男性失婚问题。研究发现:超过20%的30岁及以上男性仍未结婚,大约15%的男性终身不婚;包括个体、家庭、亲属关系和地区在内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因素共同决定了男性的婚姻状态,年龄越大、有残疾、无职位的男性未婚的机会比率更大,父母一方或双方在世、父亲或叔伯有职位的男性未婚的机会比率更低;微观、中观和宏观因素同样决定了未婚男性的居住模式,年龄越大、有残疾、父母不在世的男性独住的机会比率越大,叔伯有职位的男性独住的机会比率越小,分家是导致未婚男性独住的重要事件。

中国单身经济研究——基于人口普查和全国代表性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1982—2020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人口、就业、收入和消费等维度,全面系统分析了影响我国单身经济发展的单身群体人口社会学和人口经济学特征。分析发现:未婚比例增加是推动单身人群规模增加的关键因素;单身人群的独居比例提高,未婚独居人群呈现男性化和年轻化趋势;单身人群的有工作比例低于有配偶人群,单身男性收入水平明显低于有配偶男性;单身人群消费水平更高,单身独居人群消费的个人本位、超前消费和规模不经济特征突出。研究认为,尽管单身人群规模持续扩张、单身人群消费水平更高,但受制于单身人群的更低有工作比例和更低收入水平,单身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制约与挑战。

教育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教育对人口结构的作用。将这一因素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在估计理论模型中相关参数的基础上,用数值模拟分析了教育对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教育通过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体技术水平,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第二,教育通过降低生育率和提升寿命,推动人口老龄化和提升人口抚养负担,并通过推迟毕业时间,降低劳动参与率;第三,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强于对劳动参与率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人均收入的增长。总而言之,教育解释了人口结构的变动,但是并未加剧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经济压力。研究结果不仅扩展了教育经济影响的分析视角,也对完善我国公共教育和生育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长期护理保险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

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参保人在失能时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减轻失能参保者所在家庭的护理负担,预期会对参保者家庭成员(如子女)的劳动供给产生影响。使用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2015年、2016年、2018年三期面板数据,采用合成DID方法研究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实施对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的结果表明:第一,相对于父母未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样本,父母参保的样本中个体的劳动时长、劳动收入及企业管理控制权得分显著提高;第二,健康提升效应是长期护理保险提升子代劳动力市场表现的作用机制;第三,长期护理保险提升劳动力市场表现的作用对女儿、较年轻的子女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更为显著。因此,长期护理保险的确起到了释放子代照料压力、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的作用,这对于支撑老龄化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十分重要。

中国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外流效应与新思考——简评《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南京审计学院西方经济学学科带头人樊士德副教授的学术专著《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由经济科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该著作是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完成的博士论文，该文曾获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优秀博士论文奖学金”（经济学领域全国共10名）。至今笔者还能清楚地记得2010年博士论文答辩过程中，包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研究员、王红领研究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郑超愚教授等在内的答辩委员们对该文所做的高度评价：“已经远远超出一位博士生的水平，而是一名真正的研究者”。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变动研究——基于教育型和技能型人力资本双重维度的考察

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赋予人力资本新内涵,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要从教育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这两方面共同推进。当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升、结构持续改善,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提高,而城市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在技能型人力资本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和工作专业技能型人力资本显著提升,但通过技能培训来提升人力资本的可能程度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差异。为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需要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充分发挥政府在技能培训中的作用,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统筹推进振兴乡村教育和教育振兴乡村工作,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保险制度提质扩面

社会保险是伴随人类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重大制度文明成果,也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准配置。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特别需要社会保险这一社会保障体系主体性制度安排实现高质量发展以提供坚实支撑。客观评估表明,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在近10多年来取得了覆盖面快速扩展与保障水平持续提升的显著成就。然而,由于实践中存在认识误区和路径偏差,制度质量不高导致的不良效应正逐渐显现。要摆脱当前困境并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扩面发展的需求,提升制度质量成为先决条件。通过矫正制度缺陷、扩展制度功能、赋予制度弹性等实现制度性重构,是确保社会保险制度实现“应保尽保”目标,并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轨道的关键。

两类外来人口的劳动合同签订与社会保险获得差异

近期的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研究把持有非本地城市户口的外来市民纳入观察对象,城乡分割因素的解释范围缩小到外来市民与外来农民工这两类外来人口参与社会保险差异上来。为在这一方向上深化研究,本文首先考察城市劳动制度转型过程,揭示农民工的劳动合同制度缺位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户籍身份、劳动合同订立与社会保险获取之间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选取抽样调查数据,做相应的实证分析;最后形成结论并提出政策启示。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2004年中国营养健康数据,在Mincer工资方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状况,认为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存在显著的性别工资差异。运用Oaxaca分解方法对我国性别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发现2004年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中,无法解释的差异占到总差异的85%。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消除性别工资差异,推进两性平等的政策建议。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波动解析

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对全球人口变动产生明显的影响,包括非常规的生育减少、死亡增加和迁移的迟滞。由于疫情传播的严重程度、疫情的疾病负担、疫情传播与控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民众的健康风险认知以及受疫情影响的持续时间不同,一些国家的出生人口出现了模式不同的波动。近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数的加速下降和波动,是新冠疫情带来的推迟效应与中国出生人口数下降大趋势叠加的结果,未来两年可能有一定数量的补偿性生育,但仍将延续初婚和生育推迟的基本趋势。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不同的人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中国"未富先老"的现实国情,使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与2004年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这个区间的时间格外地短暂。任何潜在的人口红利,要想得到现实的开发,皆需要通过艰巨的改革,以获得必要的制度条件。未来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文章提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多层次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分层模型来研究生育政策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妇女个人和家庭特征、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情况下,生育政策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仍然有显著影响,生育政策越严格,出生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研究还发现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出生性别比失衡有缓解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都可以减缓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不考虑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容易低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加剧作用。

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预测及其面临的问题研究

以经典的Lee-Carter死亡率模型为工具,采用中国1994—2019年死亡数据,构建Lee-Carter死亡率模型,研究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预测问题。研究表明:虽然中国死亡数据资源越来越丰富,但不同来源数据质量差距和冲突依然比较明显。随着死亡水平的下降,1994年以来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死亡数据面临的质量问题比较突出。从Lee-Carter死亡率模型拟合效果来看,模型拟合年龄别死亡率平均相对误差较小的年龄组为40—84岁,0岁组拟合效果较差,而0岁人口死亡率的数据质量在模型拟合、平均预期寿命推算和预测过程中非常重要。由于年龄别死亡率数据误差相抵的原因,对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推算误差明显下降。在平均预期寿命研究结果的应用过程中,对不同年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相对误差和绝对误差需要区别对待。考虑到中国历史数据的质量问题,在建模过程中需要防止模型对基础数据的过度拟合问题。由于死亡人口重报,特别是多报的可能性很小,现有数据和模型对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估计或预测肯定是一个高估。

中国二元经济与劳动力配置的跨世纪调整——制度、结构与政治经济学的考察

劳动力相对数量通过影响一国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 ,对经济增长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在传统战略下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劳动力资源得到扭曲配置 ,严重降低了经济增长绩效。消除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扭曲的制度根源 ,建立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成本补偿机制 ,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

中国退休人口劳动参与率为何如此之低?——兼论中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挑战与方向

退休人口重返劳动力市场已成为全球老龄化进程中的一个新趋势。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世界少有,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法定退休年龄偏早,但退休人口劳动参与率始终很低。较高的养老金替代率、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快速变化的劳动力需求、家庭照料负担以及不友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阻碍了退休人口重返劳动力市场。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潜力是世界各国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当前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最为行之有效的举措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最大挑战是人力资本短板,需要建立终身学习体系和就业友好型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中国城市人口划分标准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迈出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步伐,城市(包括镇)人门大量增加,由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1987年的3.97亿,在不到9年时间里增长1.3倍,实为世界人口城市化史上所不多见。然而这里的城市人口的统计系建立在市、镇建制的基础之上,市、镇设置增加城市人口跟着扩大,市、镇设置减少城市人口跟着缩减,客观上国家行政管理上的市、镇的设置成了划分城市人口的标准。 这种划分标准有它合理的一面,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矛盾,目前这些问题和矛盾已经到了需要解决和可以解决的时候了。这就需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并考虑到在国际上具有较大的可比性,制订出科学的划分城市人口的标准,以将总体人口合理地区分为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

中国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争论与回应——《减贫: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多重效应》评介

西方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可以实现劳动力及附载要素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并缓解贫困。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与贫困演进的特征事实与之形成了“典型悖论”:劳动力流动不仅未缩小城乡差距,反而带来农村人口结构的“畸形化”和产业的“空洞化”,农村贫困依然突出。那么,中国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影响究竟如何?其特殊性何在?需要何种顶层设计和政策调整?劳动经济学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樊士德教授的新著《减贫: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多重效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出版)对此进行了系统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