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冲突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的社会秩序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是"刚性稳定",这种稳定以垄断政治权力为制度特征,以绝对管治秩序为表象,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它缺乏制度弹性和韧度,忽视了内在的整合和发展转型的适应性要求。压力型体制下的各级政府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公平,忽视社会基本规则的建设和维护,从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快速流失。政治软权力的匮乏迫使当权者在面对社会力量的冲击时越来越依赖国家暴力。其结果是,政治体制用来维护自身生存和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支付成本的能力并不一定同步提高。从长远来看,一旦政治体制的维护成本超过其支付能力,就可能出现社会无序和冲突失控,"刚性稳定"就可能演变为"社会动荡"。为了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司法、行政和政治改革,把社会冲突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使"刚性稳定"逐步转变成"韧性稳定"。具有现实紧迫性和政治可行性的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等等。

社会变迁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的转变

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变迁相伴随,乡村治理在治理主体、治理目标和治理过程三个方面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变。这些转变如果能够顺利实现,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价值冲突、认同冲突和利益冲突问题,从而使乡村公共服务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多样而复杂的要求,使乡村社会信任关系达到社区共同体的标准,使乡村社会利益矛盾得到有效化解,并最终促使乡村社会实现良好的治理,即达到"善治"的状态。

中国政治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方向

近20年来，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国政治治理的方法日趋科学，正在努力实现由传统的社会控制体制和方法向现代的社会控制体制和方法的转变。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一过程的历史趋向是从行政控制走向法律的社会控制。在具体事件上，社会问题泛政治化有所改变，政治问题的法律化处理有所加强。

农村留守群体：问题、根源与对策

摘戛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户籍制度及其派生的制度、政策是农村留守群体(留守儿童、老人、妇女)产生的主要原因。留守群体除了物质生活水平不高、精神或心理状况欠佳、缺乏亲情、孤独无助的特点外,还各有特点: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增多,女性留守儿童比例增大;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比例更高;不少留守儿童由祖父母监护,缺乏管教、受教育能力有限;大部分农村留守老人没有良好的养老条件,还要承担抚养孙辈的责任;留守妇女生活、劳动负担超重,生理、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解决留守群体的问题要从制度、社会和家庭的层面着手:变革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发挥社会各层面的积极力量;建立"农村留守群体互助组织"等。

中国隐性失业问题隐忧

中国隐性失业典型特征是:劳动者在其工作岗位上要么待岗,要么无充足的工作可做,名义上就业了,实际上却处于一种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中国隐性失业人员的大量存在导致相当部分的劳动力资源没有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

中国工人现况分析

2009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工人”推上年度榜单，并评论道：“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中国工人，站到了世界的聚光灯下．

解决“三农”问题需制度变革

农民的土地权利和集体财产不能落实为财产性收入,农民工不能在城市享受同等社会公共产品和福利,很大程度上与城乡二元体制有关。

机会治理:信访制度运行的困境及其根源

当前,我国信访制度的运作呈现出非制度化、非程序性、非规则化等机会主义特征,政府的信访治理、访民正义的诉求与中央的考核评价都嵌套在这一逻辑中。机会治理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当代中国政治的运行,从中央到基层贯穿着只讲结果不问过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治理逻辑;二是治理的规范化程度低,治理主体采取各种机会主义的手段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治理结果不均等,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政治预期。在实践中,它表现为中央、地方和访民三方的机会主义逻辑,其根源是集权体制与压力逻辑。破除信访治理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必须摆脱信访制度运行中的泛政治化特征,实现权力运行的制度化与信访治理的现代化,从现实路径来讲,应剥离信访制度的功能,回归法治轨道。

后税费时代:基层权力“悬浮”之忧

要寻找并构筑县级政权的"支撑点",我认为,现行体制、制度等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这主要在两方面,即在地方自治原则上打造责任政府。

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最大陷阱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急剧下降，门及政府官员的“抽象愤怒”，集中爆发长期累积就可能形成一种针对政府部群体性事件就是这种“抽象随怒”

精英主义束缚底层政治

众多研究者主要还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坚持精英主义的价值观，自上而下地看待底层社会。

维权就是维稳

上榜理由：“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2011年，社会群体陛事件呈现出多发、易发等特征。维稳只有建立在对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确认与保护基础上，才可能是稳固而长久的。

县政改革的目标和路线图

县域经济发展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基础。从县级机构改革入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立场更加中立、更加理性,给整个政治体制带来的风险也最小。因此,县政改革最为可行。将"县政自治"作为中国县政改革的目标,对县级人大、行政与司法系统进行综合改革,以新的权力来源实现县行政主官对一县政治经济和地方民众的真正负责。只有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县域上层建筑,即县域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

“第三次土改”到来了吗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市场。能否称其为“第三次土改”？农民将如何在这次土地改革中受益？民众异常关注。

民生与公民的尊严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进“尊严”二字，表明政府已认识到，中国人民在最起码的“生存权”基本有所保障后，必然会要求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合理、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追问更多的人生意义，为顺应社会潮流，政府的施政目标应从经济发展更多地转向“人”本身的幸福与尊严。

群体性事件症结在于官民矛盾

社会不公平的普遍蔓延和公权力不受制约的滥用是造成目前社会信任缺失的根本原因。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主要来源于官民矛盾,一些地方政府不但漠视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而且自恃垄断的政治社会资源,与民争利,成了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公司型"政府。

焦点一 知识精英又现贫困现象分析

评述由头：“知识精英”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知识精英，否则人类文明无法传承。但是自古以来，命蹇和忧患虽不限于贫困，但贫困却一直是一部分“知识精英”经受的最沉重的折磨。例如：最近发生的“杨元元自杀事件”，悄然出现的“蚁族”，2006年北大教授“晒工资事件”……

世界各国的减压方式

如果现实生活中，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

基层工作切莫陷入事务主义

在当前的基层工作中,理论教育的大道理不够接地气,部分基层干部为应付理论学习,陷入了应付各种检查和考核的事务主义。要想通过理论学习将基层干部真正武装起来,必须要切实重视、解决基层工作中的问题,同时,理论工作者也应加强基层调查研究,将大道理讲透讲实。

警惕信访制度进一步异化

压力型体制下地方党政机关的反应,也会部分消解中央的本意,用迫使上访者停止上访、掩盖信访实际数量等手段代替真正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