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的认定规则与学理支持——评《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研究》

网络平台是信息技术与社会生活结合的标志性产物。在网络平台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中就包括违法犯罪行为向网络平台转移的情况。尽管确实存在为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而设立网络平台的可能性,但这种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常见。网络平台刑事责任的考量更多出现在用户利用平台服务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中,例如在购物平台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违禁品或者在社交网络发布诽谤言论、煽动性言论等违法信息。

刑法扩张视角下犯罪分层的路径选择

刑法扩张所带来的犯罪化与重刑化趋势,是当前刑事法治面临的新课题。不同的刑法观尽管对刑法扩张这一客观事实态度有异,但对犯罪分层这一理念皆有兼容。合理的犯罪分层,有助于促进犯罪治理,并能够有效应对刑法扩张这一客观事实。犯罪分层制度,包括了犯罪分层的模式与犯罪分层的标准。为适应刑法扩张的时代背景,需要结合实体与程序、立法与司法,构建具体的分层模式与分层标准。先通过实体法上的分类,以法定最高刑3年有期徒刑为界区分重罪与轻罪;再从程序法上,通过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刑事和解程序、认罪认罚从宽、简易速裁程序等适用与否的判断,从轻罪中区分一般轻罪与微罪。在犯罪分层制度的配套措施上,还需建立层次化的制裁体系和多元化的制裁手段,在坚持重罪未必重刑、轻罪必须轻刑、微罪可以出刑原则的同时,引入替代性非监禁措施、易科罚金刑、前科消灭制度等,配合犯罪分层制度,使我国的刑事制裁体系周延完备。

网络时代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新变化与防治对策研究——以两岸司法互助协议之实践为切入点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作为电信诈骗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短短十年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台湾到大陆再到东南亚乃至非洲、南美洲的发展阶段,且近年来日益高发并呈现出技术升级、分工细致、并发洗钱、抢劫犯罪等新特点。两岸虽于2009年签订《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但限于协议的粗线条与操作层面的分歧,实务中共同打击的成效并不乐观。分析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新特点,总结打击困境的原因,探索新形势下的防治对策,对于规范经济秩序、促进两岸司法互助具有重大意义。

如切如磋 亦师亦友 陈泽宪教授七秩华诞祝贺

陈泽宪教授学术视野宽阔,理论功底深厚,他对刑事法治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理论层面看,他的研究不仅涉及刑法基础理论、经济刑法、单位犯罪、毒品犯罪等,还涉及刑事诉讼法、国际刑法等诸多领域,并在削减死刑、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等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决策影响力。

中国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案件接连发生,中国刑法学界对食品安全犯罪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中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沿革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79年的非犯罪化时期、1980年至1996年的犯罪化时期、1997年至今的完善和扩张期。晚近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呈现出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刑法介入的范围扩展、刑法介入的力度趋严等特点。未来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完善应注意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促进刑罚结构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加强对立法技术的反思、实行真正的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套路贷”的概念辨析及相关疑难问题

对于"套路贷"的概念,存在狭义界定观与广义界定观的对立。狭义界定观将"套路贷"等同于犯罪行为,广义界定观却认为"套路贷"并不等同于犯罪行为。"套路贷"的认定,有必要转向广义界定观。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其能整合多种法律关系,也能统一犯罪行为与罪名认定的标准,更能实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治乱需求。以此观念为指导,更利于划定"套路贷"的犯罪圈、准确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和合理确定犯罪数额。

追求无害甚至多赢的正义

恢复性司法"让各方当事人都能从冲突事件的后果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一种无害甚至多赢的正义。

美国毒品法庭参访记

毫无疑问，他首先感谢的是莫里亚蒂法官，同时也说到要感谢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包括那些矫治机构里的人员、缓刑官、家人等等。

中日刑事法交流：回顾与启发

自清末开始中日两国的刑事法交流,迄今对日交流仍然是中国刑法全方位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渠道、多形式的当代中日刑事法交流中,交流质量日渐提高,选题和讨论也越来越深入,交流双方互有启发、互相受益。中国从日本方面受到的启发是:刑法学研究应当以问题为导向、注意本土化;注重对判例的研究,通过判例来推动刑法理论的发展;立足国情,使理论紧贴生活与实践。

安守廉教授二三事

哈佛大学东亚法研究中心主任安守廉教授即将迎来七秩华诞,部分留学哈佛的中国学人将为其出版祝寿文集。作为祝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将于年底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改革开放以来中美法律研究及法学教育交流”的学术会议。据悉,今年的“李步云法学奖”也将授予安守廉教授。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说明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为中美两国法学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安守廉教授。相识相交我最早认识安守廉教授是在1997年1月,当时经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推荐,我参加了美国新闻总署的一个叫“国际访问者计划”的项目,邀请方专门安排我访问了美国的两大中国法研究重镇——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和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东亚法研究中心,由此结识了时任哥大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的爱德华教授和哈佛的东亚法研究中心主任安守廉教授。在哈佛的那次会面虽然短暂,但安守廉教授温文尔雅的形象已经留在了我的脑海中。1998年至1999年,我到哥大的中国法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期间先后两次到哈佛参加学术活动,每次都拜访了安守廉教授,留下温馨回忆。

阶梯式从宽量刑不同诉讼阶段的认罪认罚

同等从宽不同诉讼阶段的认罪认罚有诱发行为人选择在诉讼阶段后期认罪认罚的风险。阶梯式从宽量刑,即"认罪认罚越晚,从宽幅度越小"或"认罪认罚越早,从宽幅度越大",可以为行为人提供驱动力,激励其尽早认罪认罚,可最大程度地实现"降低诉讼成本"以及"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目的。阶梯式从宽量刑的理论依据在于,行为人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开始认罪认罚的,既征表其人身危险性逐级递增,又揭示其认罪的积极程度以及为司法机关办理案件提供的作用逐级递减。阶梯式从宽量刑的规范依据在于,刑事立法及司法性文件根据行为人人身危险性、认罪的积极程度以及为司法机关办理案件提供作用的大小规定了宽严不同的刑罚裁量幅度。因此,建议最高司法机关尽快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将阶梯式从宽量刑不同诉讼阶段的认罪认罚规范化。

我国行政拘留纳入刑法体系构想

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要通过司法裁决作出,这既是保障被处罚者合法权益和从体制机制上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也是有关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和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我国的行政拘留属于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应当接受司法化改造。司法化改造的具体路径应是将行政拘留纳入刑法体系。行政拘留被纳入刑法体系后,相关配套措施还应得到完善,比如,拘役刑的刑期下限应由1个月降为1日,以补足轻罪大规模增加后1个月以下的自由刑空档,并确立短期自由刑的易科罚金和易科社区服务等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同时,应进一步优化刑事诉讼程序的犯罪过滤、分流、转处机制和对刑事案件的快速裁决机制,以便从司法上缩小犯罪圈,提高司法效率。并且,应通过构建前科消灭等制度来降低轻罪案件的刑罚附随后果的严厉性。这些配套措施作为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体系性要求,因行政拘留入刑而更显必要。

法治中国视野下的邪教犯罪及其治理

邪教是邪恶的说教,是邪恶势力形成的犯罪组织。在我国司法语境下,邪教与邪教组织是可以通用的概念,邪教犯罪是对邪教组织引起的犯罪案件的一种指称归类。邪教犯罪现象不易根除,它是信仰型犯罪,涉及人的精神状况和价值取向,是精神方面的病理现象;它是有组织犯罪,具有反社会的本质属性。当前我国邪教犯罪,具有组织形式多样、涉案地域广、主体结构复杂、侵害法益广泛等特征,应当准确划定邪教行为的犯罪圈,解决犯罪主体适格问题,并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编织一套以宪法及相关法为中心,囊括社团登记、宗教管理、出版管理等行政法律法规以及金融、税收等民商、经济法律法规在内的严密法网,将邪教犯罪消除于萌芽状态。

帮助犯因果关系认定的路径选择——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切入

由于网络技术的纵深发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率呈现野蛮式增长,尤其是在黑灰化产业的催生下,帮助行为在整个犯罪生态圈内作用凸显。因果关系具有作为帮助犯归责脊梁的意义,而单独犯因果关系在心理因果关系、中立帮助行为认定等方面面临适用困境,因此仍需回归到帮助犯性质和处罚根据本源性问题的探讨。在此要求下,正犯结果促进说具有相对的理论与实践优势,以正犯结果促进说为基础,从客观和主观两个角度形成帮助犯因果关系的认定路径:在客观上,帮助行为必须能够促进构成要件结果的现实化;在主观上,帮助者需“明知”正犯行为及可能出现的犯罪结果。

论我国刑事法庭被告人席位的改革

刑事法庭是决定被告人自由甚至生命的重要空间,被告人在刑事法庭上的席位设置是一个国家诉讼文明和人权保障的重要象征。被告席的设置与被告人能否和辩护人共同行使辩护权并进行当庭交流、庭审格局是否平衡、裁判结果是否公正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反思我国当下刑事法庭被告人席位的设置,存在着违背无罪推定的内在要求、破坏刑事审判程序的三方诉讼构造以及割裂辩方整体性等问题,而制约刑事法庭被告人席位变革的主要原因则在于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庭审实质化功能欠缺以及感受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应当在刑事诉讼普通程序中,取消独立被告席的设置,将被告席与辩护席并肩设立,与检察官席位正面相对;在特别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中,则采用"圆桌审判"模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危害对象探微

现行刑法规定的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可以细分为十种个罪,具体犯罪的危害对象可分两种,即计算机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系统。关于两种对象的关系,笔者认为,计算机系统和计算机信息系统本属于上下位概念关系,同时,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并无保护对象上的实质区别,在形式逻辑上也有以全称概念指代特称概念的用法,另外,如果将"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程序"的危害对象扩大为任何"计算机系统",就会人为扩大该罪的认罪范围,不利于人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