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战略助推中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机理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推动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2023》对目前可持续发展进程进行了评估,可持续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很多目标进展不足,其中就包括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向国际社会宣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围绕“双碳”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针。“双碳”战略与SDG13(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精准呼应,并与其他SDGs密切联系,其关系大致可以分为靶向对应、协同对应、权衡对应三种。因此,在二者落实过程中,应强化靶向作用机理,放大协同效应机理,弱化拮抗效应。“双碳”战略推动落实SDGs,在认知层面,应进一步强化社会各界对“双碳”战略的正确认识;在实践层面,要针对“双碳”战略与SDGs重叠的重点领域大力开展工作;在落地层面,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因地制宜开展零碳转型的试点工作,为经济社会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可再生能源的产消一元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

可持续发展是全球面临的重要议题,可再生能源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可再生能源资源还有很大的未利用空间”与“消费端的用能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的悖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可持续发展进程。产消一元化范式的基础是以可再生能源利用为导向的新质生产力,核心是生产工具的技术突破,重点是生产对象的转变,必将根本改变生产关系。在《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人类、地球、繁荣、和平、伙伴关系的“5P”目标维度中,可再生能源产消一元化范式的发展有利于增强能源供给、减轻能源贫困,降低高碳比例、助力气候治理,催生缝隙创新、解除高碳锁定,弱化能源战争逻辑、保障长期和平,培育共同利益驱动国际合作,从而推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生态文明思想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

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多严峻挑战,如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安全,以及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均衡,等等,全球治理陷入困境。人类社会在深刻反思的同时积极寻找未来发展道路和解决方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在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开放合作的广阔心胸和大国担当。

“双碳”目标下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特征、要求与路径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强调单一目标或有限目标调控的研究范式,对碳中和目标下净零碳转型复杂性的理解存在局限性,难以有效反映与应对多重目标、多重约束下社会经济系统性、全局性深刻变革的影响。理解与研判“双碳”目标下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主要特征、具体要求与实现路径,能够提升对“双碳”目标的认识,更好地释放系统性变革带来的红利以及规避所伴随的风险,推动实现“双碳”目标下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并为全球碳中和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作出贡献。

绿色消费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培育绿色理念,促进绿色消费,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实现“双碳”目标意义重大。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绿色消费发展,但绿色消费的现状、趋势和实践折射出人们对绿色消费仍存在一些误区。以绿色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从理念、政策、产业发展、保障机制等方面多管齐下、全面创新,坚持节约优先的绿色消费理念、完善绿色消费的政策体系、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快绿色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绿色消费长效机制。

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城市可持续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但是,我国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赤字、城市与区域发展不协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以及城市治理能力不足等严重的不可持续问题。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包括市场化手段、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能力建设等一系列综合对策建议。

依托特色资源促进乡镇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四川彭州市为例

介绍了中国乡镇发展缓慢的原因,提出了现阶段发展农村经济的途径。以四川彭州市为例,多角度分析了该市各乡镇的特色资源,规划了乡镇产业集中发展区和特色产业经济区,并对优化县(市)域经济产业布局进行了探讨。

资源型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之路

“双碳”目标和鼓励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政策为资源型城市带来了重要的新机遇。各地方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因地制宜,努力探索寻求实施“双碳”政策的亮点。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日益严峻,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已成为国际共识。

碳中和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政策路径

实现碳中和目标是我国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探究碳中和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有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稳步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首先从增长、就业、绿色、成本、风险五个维度系统剖析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然后基于这五个维度阐释碳中和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最后提出迈向碳中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路径。政策路径为:加速能源转型,以可再生能源助推经济社会低碳发展;激发绿色需求,以绿色消费倒逼零碳生产;拓宽区域合作,以资源对接和多能互补促进互利共赢;创新发展范式,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分布式零碳能源规模化发展与产业空间格局重构——新经济地理学产业空间集聚模型的适用性辨析

新经济地理学从集聚力和分散力的角度来阐述空间结构变化,并且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重点研究了产业空间分布和知识溢出、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关系,考虑到具有垄断特质的化石能源在碳中和时代导向下转向具有分散特质的零碳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大趋势,进而对产业空间分布特征产生相应的影响。在传统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中心和外围地区为基础的经济地理模型,涵盖了非能源、化石能源(包括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三个不同部门,同时考虑了劳动力、资本和能源三个要素,并将可再生能源消费份额的提升作为重要的分散力。研究发现: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消费份额的大小会影响中心和外围地区的资本收益率差异的长期均衡效用水平,并且可再生能源份额上升会导致中心地区的影响力趋于减弱;通过数值模拟来分析贸易自由度变化对产业空间均衡分布的影响,发现提高零碳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后,在产业空间分布格局所呈现的“中心-外围”形式中,中心地区的集聚力趋于弱化,外围地区的分散力得以强化;以零碳能源为要素的可再生能源系统能够使得产业空间组织方式发生变化,并推动经济空间集聚发展向均衡发展方向转变。可见可再生能源发展对产业空间布局所产生的影响,表现为推动能源生产结构由垄断集中向扁平分散化方向转移的动能,从而提速零碳能源的生产和消费革命,加速转轨别离化石能源。

“双碳”背景下我国碳定价机制发展现状与建议

为有效减排,实现我国“双碳”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本文系统梳理并总结了我国在碳税、碳市场、碳边境调节措施等碳定价机制方面的发展现状。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碳定价机制正在运行的仅有碳市场,内部碳定价在部分企业被采用,其他碳定价机制还未实施,整体尚处于碳定价机制的加速发展阶段。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我国碳定价机制应该推进碳定价机制立法进程、构建系统性碳定价机制、积极与其他经济体合作构建碳定价机制等方面的发展建议,以供参考。

我国碳市场发展分析与建议

为了有效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全面系统梳理了我国碳市场,包括履约碳市场和自愿性碳市场自2002年至今的发展现状,我国碳市场发展历程主要包括参与CDM、建设地方碳市场、形成全国和地方碳市场共同发展格局的三个阶段,碳市场呈现碳价稳中有升,成交量和成交额不断提高、履约率较高,覆盖范围较广,配额以基准法、历史强度法、历史排放法等方法分配的特征,基于提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建议。

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途径与潜力分析

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其他方面,中国都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之中,以重化工产业主导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消耗大量能源和资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资源压力和气候压力。虽然《京都议定书》生效并没给现在的中国带来切实压力,但对未来中国影响巨大。发展中的中国必须做好迎接后京都挑战的准备。本文介绍了低碳经济的内涵及其在英国的实践,从内部需求和外部驱动两方面说明了中国经济需要走低碳发展道路,并对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可能途径和潜力进行了分析。

节能减排与中国经济的低碳发展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赶超型或压缩型的工业化道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种种资源和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显现。面对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的瓶颈性约束,国家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节能减排的具体目标。文章概述了"十一五"规划提出节能减排目标的背景,分析了其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意义,总结了目前节能减排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困难,提出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发展总体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类发展水平也实现了快速提升。本文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更新后的计算方法测算了中国1978—2017年人类发展指数,以及我国东、中、西与东北四个区域1982—2017年的人类发展指数,并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化趋势分阶段进行了分析;利用SDA方法对全国和四个区域的人类发展指数驱动因素的贡献率进行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包括:①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类发展水平实现了从低发展水平阶段向高发展水平阶段的提高,从1978年的0.410增加到2017年的0.752,增幅为83.4%;1978—2017年人类发展水平的增长趋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1994年低人类发展水平阶段、1995—2009年中等人类发展水平阶段、2010年至今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②经过40 a历程,中国所有省份全部脱离低人类发展水平阶段,进入中、高人类发展水平,2017年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已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③在全国整体水平实现升级发展的背景下,区域间的人类发展水平差异也有缩小,从1982年不同区域最高值0.47和最低值0.37差距0.10,缩小到2017年最高值0.77和最低值0.70差距0.07。④从人类发展指数的分项指数来看,全国与四大区域在改革开放以来均呈现为健康指数高起点低增长,教育和收入指数低起点高增长,收入指数增幅最大的特征。⑤中国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各分项指数贡献率变化趋势表现为收入指数贡献率的下降,教育和健康指数贡献率的上升,随着“五位一体”发展实践和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三个分项指数推动人类发展指数增长的贡献率有望更加均衡。

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途径与潜力分析

发展中的中国如何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迎接后京都时代的挑战,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面对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和重化工发展趋势下的能源和资源约束,中国只能化压力为动力,寻求低碳发展路径。本文对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可能途径与潜力做了分析。

低碳治理注意力对协同减排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空间面板数据

强有力的“双碳”目标离不开政府的高度重视。从空间视角探究低碳治理注意力对减排绩效的影响,对于协同推进区域降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低碳治理注意力对城市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低碳治理注意力的增强能够显著降低城市人均碳排放,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要素的提升与外溢是协同减排的重要抓手,一方面降低能源碳强度直接促进碳减排,另一方面技术溢出在间接效应中起到强化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表明:东部地区的低碳治理注意力能够发挥更加显著的协同减排效益。研究建议:将系统观贯穿城市碳减排的全过程,积极发挥政府低碳治理注意力的减排导向作用,以先进技术推动低碳发展,同时兼顾地区差异性。

碳公平视角下碳关税的内在缺陷、深层冲突与国际协同治理

欧盟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是当前国际治理的热点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目前,欧盟已完成碳关税立法并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英、美等国家也提出类似法案。七国集团(G7)联手主导建立了国际气候俱乐部,为合作推行碳关税作准备。2020年以来国内涌现大量碳关税研究,多关注碳关税的直接经济影响,对碳关税的政治影响认识不足,缺乏在公平视角下对于碳关税的逻辑和内在缺陷的剖析,对于化解碳关税的国际协同治理研究还相对薄弱。作者在碳公平视角下开展碳关税问题的研究,主要结论如下:①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碳关税议题的发展历程可分为理论预见、酝酿准备、试点受阻和立法实施4个阶段,从理念到政策、再到实施,呈现不断法律化、制度化和国际化的特征。②欧美推行碳关税的逻辑起点在于碳泄漏,澄清碳泄漏认识误区有助于揭示碳关税存在的内在缺陷。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历次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看,国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显著的碳泄漏,碳关税不是减少碳泄漏的良方。③欧美推行碳关税的影响不限于经济影响,更重要的是对现有国际气候治理体系带来理念、原则、方法、目标等多重冲击。碳关税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国际气候治理与国际经贸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以及各方对公平理念的认知冲突。④化解碳关税问题必须在碳公平视角下加强国际协同治理,可能途径包括:面对世界发展新形势、新挑战,加强各国公平理念的对话交流;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为主平台,加强国际气候治理与国际经贸治理之间的沟通协调;在UNFCCC下启动碳关税议题的实质性谈判;通过国际合作开展全球价值链排放数据库和相关标准体系建设等。

迪拜气候大会成果分析及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挑战与应对

迪拜气候大会是新冠疫情后最大规模的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根据《巴黎协定》授权,会议需要完成第一次全球盘点,因此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经过多轮磋商,会议在全球盘点、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公正转型、单边措施等多个议题上达成共识,形成一系列决定文件,统称“阿联酋共识”,这些决定文件也为后续谈判工作开展做出了规划和安排。在对迪拜气候大会主要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理解分歧、减排努力的认识差异、出资主体和资金规模的分歧、地缘政治的影响、关键缔约方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涉碳单边措施的挑战等,并就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策略进行探讨,提出在总体策略、减排、资金、单边措施等问题上的立场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