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金融:现状、问题与建议

我国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高度重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做好养老金融工作。在政策大力支持下,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全面的养老金融体系,但仍面临一些问题,对此,本文从制度建设、产品创新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以促进我国养老金融更好地发展。

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面临新挑战

当前,绿色金融被纳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的五篇大文章中,也已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及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着力点。在国家“双碳”等战略目标引领下,绿色金融经历了多年快速发展。同时要看到,绿色金融的发展仍然存在“大而不强”等矛盾,需要重新审视一些基础性、原则性问题。

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究

中西方金融发展的“分流”与“合流”近年来引起了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就历史纵向来看,中西方金融发展差异性,缘于政府间财税关系、经济与社会流动性、企业主体地位、金融信用、金融伦理、数字化管理等多重因素。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演进,金融强国建设的重大历史命题全面展开,中国金融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发掘优秀传统商业文化中的精华,并借鉴西方金融演变的经验教训,牢牢抓住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主线,从侧重发展“数量”转向“质量”和“效率”,充分借助数字化的力量,不断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功能完善。

基层金融体系治理难点及对策建议

基层金融体系存在治理混乱、资金占用、关联交易、违规吸收存款、盲目追求资产扩张等现象。一些基层金融公司治理不健全、经营不稳健、监管不到位、行政干预较多、投资者风险意识差等是造成基层金融违法违规的根源。要以本轮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为契机,深化金融稳定和发展机制改革,着重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优化基层金融监管,强化金融乱象专项整治,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强化金融科技应用,有效管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稳定。

金融科技论坛 探索健康发展 推动深度融合

论坛简介论坛围绕“金融科技—深度融合·多向赋能”主题,邀请国内外创新型企业、金融科技机构负责人、知名学者以及重要国际组织代表,总结国内外金融科技领域发展进展和经验,展示分享国内外金融科技领域的优秀成果,研究探索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之路,推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持续为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金融普惠、防范化解风险、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如何提高中国股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建立股指期货市场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提高金融资产价格的有效性,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而提高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关键,是如何有效衡量市场信息并评判信息的有效性。基于金融市场中广泛存在的异方差效应,本文提出了一个可实现唯一识别的信息份额指数和一个经波动溢出调整的信息份额指数,并借助这两个指数研究了中国股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能力。研究结果表明,A股期货与现货市场的信息贡献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更多信息最初在期货市场被发现,但信息中含有较多噪音;现货市场则对期货市场的信息进行了重新解读,因而有效价格主要来自现货市场对信息的解释,其中既包括现货市场“自身”发现的信息,也包括从期货市场通过波动溢出流入并重新加以解释的信息。动态分析表明,2015年对指数期货交易的限制降低了期货市场中的噪音,但同时也降低了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且在2017年放松对期货市场交易限制后并未改变这一趋势。本文的结论既丰富了对价格发现量化指标的研究,也为我国进一步有效管理期货市场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式转型金融:典型事实、发展动力与现存挑战

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离不开转型金融的大力支持。中国式转型金融方兴未艾,尚处于起步阶段;转型金融市场规模和产品种类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减排项目领域;在“双碳”目标约束下,中国金融机构成为转型金融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中国正在加强转型金融框架建设,“五大支柱”可提供有益参考。同时,中国式转型金融面临标准和路线图缺失、行业及项目相关信息和数据基础较为薄弱、产品设计机制不完善、转型金融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函待维持等多方面现存挑战。未来,中国转型金融市场将更加活跃,转型金融产品规模也将迎来爆发式增长。因此,应尽快设置结构化转型金融标准,加强转型金融产品的标准化信息披露、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与国际合作,加快推进转型金融市场的规范化、产品的多样化;同时,应推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与转型企业三方发力,构建高效可持续的中国式转型金融商业模式与激励机制。

我国债券市场回顾及展望

本文从宏观角度回顾分析了2023年债券市场面临的利率环境,总结了2023年我国一、二级债券市场情况,以及债券市场违约风险减少、政策法规完善、双向开放力度加大等市场现状及特点,对2024年债市发展进行了展望。

我国内需变动趋势、根源及扩大路径

当前我国内需总体处于持续扩大、稳中向好的趋势之中,但是,受制于投资和消费增长乏力,内循环机制尚未系统运行,内需不足仍然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困难挑战。对此,建议短期内强化政策支持和政策落实,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措施;中长期则需要深化体制改革,优化供求匹配,以“新三大需求”为支撑,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在供需协调发展中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中国金融改革的新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在第183期上海发展沙龙上作了题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新阶段”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自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基础逻辑、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等均发生了变化,我们要加强金融强国建设,必须认真落实“八个坚持”,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六个强大”和“六大体系”。李扬教授还通过中美金融体系的全面对比,指出中国在金融机构多样化、发展资本市场、国际投资、金融体系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仍须努力。如何实现金融强国目标是每一位金融从业者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本刊征得李扬教授同意,编发此篇演讲,以期为读者带来启发。

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初步体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战略定位,金融体制改革仍需不断深化。完善流动性管理和债务管理体制,推进央行现代化改革,同时,继续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是今后若干年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金融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金融强国”,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在2024年初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居民杠杆率与金融稳定

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繁荣,较高的杠杆率更容易受到房价负向冲击的影响,从而引发金融风险。我国当前居民杠杆率绝对水平并不算高,且居民部门高储蓄率、高金融资产和较为平均的财富分配,让我们可以容忍比美国更高的居民杠杆率。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居民杠杆率增速过快,尤其是短期债务,需要监管部门妥善应对。

警惕金融科技风险

金融科技风险,既是传统金融风险在互联网金融中的体现,也是互联网、新技术环境下的新风险。鉴于此,要想实现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就要分析甄别金融科技存在的风险,在金融科技领域,把握好创新与安全的平衡。同时,要坚持完善法治保障、优化监管与政策、培育专业人才、夯实重大基础设施以及重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与教育等重点原则。

政银企风险共担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研究——以江苏省昆山市综合风险池为例

本文基于对江苏省昆山市综合风险池46家企业的访谈,分析了风险共担机制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实效与机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风险共担机制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银企对接质效有积极作用。第二,风险共担机制能够改善企业跨周期研发投入的稳定性,并以此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第三,综合风险池作为风险共担机制的一种创新,在发生外生冲击及宏观经济低迷时更能发挥这类政策的积极作用。本文的发现为进一步完善风险共担机制的跨周期性与稳定性提供了现实参考,也为其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理性认识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改革探索

监管沙盒是一项重要的改革尝试,其目的是希望在现有的体制机制约束下,尽可能创造条件来促进金融改革与创新,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并且把潜在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现阶段,我国的监管沙盒自身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仍有许多需探讨和完善之处。因此,需进一步提升监管沙盒的地位,强化监管沙盒组织者的资源与能级,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主题子沙盒为重心,逐渐实现沙盒参与主体的多样化,不断提升运营专业性并积极探索“算法约束”,加强监管协调,有效把握创新与安全的平衡。

消费互联网行业失序发展的深层成因及治理之策

我国消费互联网行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头部平台不当追求垄断、非法套路欺诈、过度和非法采集数据、利用大数据实施“杀熟”等违规违法行为,从而导致行业无序发展。消费互联网行业的无序发展阻碍市场公平竞争,抑制社会和行业创新活力,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诱发经济与金融风险,最终有损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为此,需要本着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坚持底线思维,秉承规范与发展并重原则,充分运用先进监管科技手段,构建动态、适时和有效平衡包容监管与规则治理的监管治理框架,不断推进互联网平台经济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

构建中国影子银行统计指标体系：基于国际比较视角

当前,针对影子银行体系,主要的国际组织和国家、地区均以监测为主,而统计影子银行体系是监测的前提。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本文构建了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统计指标体系。研究发现:一是国际社会关于影子银行体系的统计方法主要包含五种:广义非银行金融机构法、广义非银行信用中介法、基于经济功能的狭义非银行信用中介法、基于风险的(狭义)非银行信用中介法和狭义非核心负债法;二是是否统计非MMFs投资基金,是IMF和FSB统计范围的主要差异,前者排除,而后者包含;三是从资产还是负债角度统计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只要明确一个视角,就可以避免统计混乱和重复统计。结合中国实践,借鉴FSB狭义非银行信用中介法,从负债融资视角出发,本文提出了中国的狭义影子银行体系统计口径,涵盖规模指标、结构指标(资产结构指标、负债结构指标等),以及影子银行体系与其他金融部门之间的关联性指标。可以大致观察到影子银行体系总量和规模特征,以及潜在的风险点及其传染路径。

中国去杠杆进程

金融去杠杆在短期内缩减了流动性,但长远看,清除繁复的中间环节有利于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总判断:实体经济杠杆率有所上升,金融去杠杆初见成效1.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有所上升。2017年一季度末,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6年末的234.2%增加到237.5%,上升了3.3个百分点;上升趋势较为平稳,主要是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上升所致。

金融科技、银行服务与银行风险

随着金融与科技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金融科技对银行服务和银行风险均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金融科技的技术载体,底层技术会从产品、机构、金融生态、间接影响等不同维度对银行服务产生影响,进而导致银行风险的变化。在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银行风险的演化特征包括操作风险异化、个人业务风险上升、风险关联性增强、直接风险加大等。针对风险的变化,需要厘清银行与其他机构之间的业务和职责边界,加强对中小银行与外部科技公司合作的监管,同时改进对操作风险的资本计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