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创制国际法的路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争取国际法创制主导权的重要契机。而国际法的创制路径有立法路径和司法路径,且二者各有利弊,中国应如何选择?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法学的交叉理论揭示了两种路径的成就要件和主导条件。目前,两种路径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均存在一定障碍,但司法路径的障碍较小。而且,中国目前尚不具备主导立法路径的条件,但基本具备主导司法路径的条件。考虑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国际法缺口和违约难题,中国应尽快发起司法路径,创设"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和机制,以维护我国投资者利益和确保政府资金的合理使用。同时,从长远来看,中国还应尽力推进立法路径,以控制司法路径的弊端。

精准适用国际条约的典范

评胡某诉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是人民法院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重要方面。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典型案例。

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的挑战及应对研究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诞生推动了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成为国家司法制度、商事仲裁制度之后又一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开辟了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崭新局面。在肯定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的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应当充分认识到,若将《新加坡调解公约》真正落地中国,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基于此,在下一阶段,应大力促进和加强商事调解法律理论的研究,采取各项有力举措推动建立现代商事调解制度,积极推动相关政府部门支持、人民法院配合,共同为立法机关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