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圣经观及其思想来源

恩格斯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圣经对幼年的恩格斯产生了深入而持久的影响。在以后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恩格斯始终将圣经及其中蕴含的神学思想作为其论证的重要素材和根据,并有多篇针对圣经的论文发表。本文首先分析恩格斯圣经观的几个重要内容:科学理性地认识圣经、历史批判地解读圣经、关切现实地运用圣经等;同时探讨了恩格斯上述思想的来源,包括施莱尔马赫的情感主义、施特劳斯的神话主义、布鲁诺·鲍威尔的历史分析、费尔巴哈的人本哲学等,指出恩格斯的圣经观虽受上述思想影响,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支配下的圣经理解最终构成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度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前沿研究报告

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来看,2011年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方面的理论成果除了在数量方面较往年有大幅增长以外,在论题范围涵盖面上也有较大扩展,研究深度方面出现了精细化的趋向,还围绕几个问题形成了理论热点。根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度国内学界共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类文章350余篇①,较2010年度该题材类文章数量增加100余篇。年内,国内相关学科出版了吕大吉(已故)和高师宁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②.

教宗使节的历史源流及当代形式

教宗使节(Legatus Pontificis)的历史起源,涉及三种不同的形式:教宗派驻大公会议和主教会议之代表,罗马主教派驻特定传教地区的宗座代牧(Vicario Apostolico),以及教宗派驻东罗马帝国宫廷的代表(Apocrisiarius)。早期教宗使节多涉足纯宗教或教会内部事务,而随着16世纪派驻各个世俗国家政权的代表的逐渐出现,之前的教宗代表逐渐向宗座大使(Nunzio Apostolico)过渡。到了20世纪,尤其是"梵二"大公之后,教宗使节的职能所具有的双重维度(教会职能和外交职能)得到了日益清晰和明确的界定。从教会法角度而言,"梵二"大公会议将罗马主教在世界主教团的首席职务放在了主教共融的中心地位,从而为教宗使节在地方教会主教面前的作用和职责确定了新的标准。从外交关系角度而言,圣座对现代组织制度和国家关系的接纳和融入,使得圣座的外交事务也重新涉足国际关系的公共领域,但是,圣座始终强调教宗使节与其他国家外交使节在角色和职能上的基本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