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文化风习考——约瑟夫和范妮的菲尔丁

本文讨论《约瑟夫传》,从情节和人物上的两处漏洞入手,希图由之窥见菲尔丁的创作意图,进而窥见当时的一些社会风气以及作者在其中的态度。参照的背景是《帕梅拉》的风行。征引的证据,除小说本身的文字以外,取自菲尔丁的传记,他本人撰写的时评,以及18世纪社会史方面的材料。

《克兰福镇》的反讽——与米勒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分析《克兰福镇》的反讽,对希利斯·米勒先生在《解读叙事》中的解释提出了怀疑。米勒将小说解读为纯粹的女性主义小说,认为小说的主题乃是反对"父权"和"男权",批判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文章指出,这类判断更像是西方文学批评界流行的套话,而非小说真正要表现的主题。解构主义的理论先设使米勒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于小说家,并提倡从最细微的细节中寻找证据。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可能造成整体语境的忽略和不应出现的片面理解,另一方面容易使我们错过小说家更富洞见的思想和更微妙的情感。

想象与现实的痛苦:1800-1850英国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女教师

本文通过分析英国19世纪上半叶三位女性小说家笔下的家庭女教师形象(简·奥斯丁的简·费尔法克斯、安妮·勃朗特的艾格妮丝·格雷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展现英国中产阶级女子初入职场的尴尬、屈辱和艰辛背后个人的和制度的原因,同时思考社会现实和小说虚构的关系,指出家庭女教师的痛苦有现实的依据,也有想象的成分,有基于客观现实的敏锐观察,也有源于主观经验的无意识投射。恰恰是因为女子地位低下,无力把握自身命运的事实,才引发了作品人物如此痛苦、微妙、复杂的心理——想象不仅植根于现实,是构成现实的一部分,也是揭露和反抗现实的手段。

变形的阿伦岛:论辛格对爱尔兰性的建构

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和文学浪漫主义的眼光,共同构成了辛格建构阿伦岛形象时最为倚重的两维。在对阿伦岛素材进行选择、剪裁乃至变形的过程中,这两种"期待视野"有时"意见"不一(比如在宗教问题上),由此构成了辛格民族立场特有的复杂性;但更多的时候二者却能达成一致,进而通过"自我(爱尔兰)/他者(英国)"之间的二元对立,成功地建构了"爱尔兰性"。当然,这一二元对立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他者(英国)的眼光之上,从而导致辛格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自我殖民化"的尴尬。

激进与保守：南丁格尔的双重性

南丁格尔是英国19世纪的传奇人物,但她又是一个有争议的形象,既被塑造为纯洁、温柔、勇敢的提灯女神,又被刻画为冷血无情、野心勃勃的事业女魔。她本人也是一个矛盾体,有相当激进的一面,也有较为保守的一面。天使与魔鬼,是社会习俗评价女性惯用的二元模式,趋于程式化和简单化,无助于我们理解南丁格尔的复杂形象与曲折思路。本文通过辨析女神和女魔形象的失真,进而分析她本人的激进观念和保守立场,力图还原一个复杂、多维、有血有肉的南丁格尔,并从她身上探究维多利亚女性的困境以及她们为走出困境所做的艰难努力。

《女房客》中的女画家

安妮·勃朗特的《女房客》突破维多利亚时期爱情小说的固定格局,深入剖析婚姻的阴暗面,塑造了一个敢于挣脱枷锁、独立自强的职业女画家形象。文章结合文本的细读与社会文化的阐释,考察女作家如何借助想象的文字来思索与女性相关的现实问题,并在当时的语境下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被冤枉的海蒂?——《亚当·比德》的女性主义思考

如何解读《亚当·比德》中的海蒂,历来众说纷纭。为海蒂喊冤,乃英美评论界的主流声音,甚至有论者视她为"逾矩破规"者。文章通过分析乔治·爱略特时代风行于中等阶层和底层社会的完美太太理念,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切入考察美的观念,思考海蒂如何陷入自恋深渊,造成了对他人、对真实世界的排斥。无情或缺乏感受,是酿成海蒂悲剧的一个主观原因。爱略特有鲜明的道德关怀,却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海蒂口诛笔伐,也没有将她简化成文学作品中惯常出现的女性类型如贞女、慈母或荡妇等。海蒂并不因其"小"而变得僵硬与扁平,反而是小说刻画得最丰满的女性人物。作者深知海蒂的悲剧有个体的责任,也有不可忽略的社会原因。

夏洛蒂·勃朗特与鸦片

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中,鸦片是一个颇为常见的意象。鉴于近年有研究将夏洛蒂·勃朗特同鸦片甚至鸦片战争相勾连,本文在阅读相关文本、传记与批评后,分析鸦片在19世纪英国引起的争议,并进而探讨柯尔律治、德·昆西和夏洛蒂对鸦片的不同态度。作者希望结合文学文本的细读与社会语境的研究,对如上问题给出具有补充意义的理解。

是蛆?还是狂想?——评约翰·福尔斯的新作《蛆》

近一两年在欧美的读者、尤其是美国的大学中,有不少人手捧着一部小说不肯释手,如果你拿过来看看,这部小说的名称不免使你感到厌恶,因为它不过是《蛆》;但这立刻又会叫你感到好奇,想看看它里面到底讲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