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与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如何研究中国边疆是令人着迷的问题。历史学虽在边疆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中国边疆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单一的学科都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研究。回顾社会学传入中国后的边疆研究历程,可知社会学致力于从边疆的田野中探索边疆社会的秩序与变迁,寻找边疆内在的方向感,生产关于中国边疆的知识,从而解决时代焦虑和国家的困惑。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立足边疆的实际,解决边疆问题;更需要立足于国家安定统一的视角,构建中国自己的边疆理论。社会学通过对边疆的田野研究,挖掘中国边疆的本土经验,使得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保持理论自主性的警觉,这是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使命所在,也是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经之路。

新中国旅游研究历史演进的个体记忆(下)——一项来自刘德谦先生的口述史研究

中国现代旅游学术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现已逐渐构建起结构清晰的多元化理论体系框架。基于个体视角,运用口述史方法和文献分析法,对新中国第一代旅游教育的躬耕者和现代旅游学术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刘德谦的学术研究历程和学术思想的脉络进行了分析,意在据此管窥出中国旅游研究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刘德谦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过程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研究领域涉及历史、文学、农业、地理学、休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同时,在长期的旅游教育和研究实践中形成了"深化理论,贴合现实: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视野""跨界联合,完善学科:跨学科研究与学术共同体思想""以人为本,尊重他人:意在推动学科的更大繁荣"等鲜明的学术思想。

全球史的兴起与当代中国全球史学科建设

全球史兴起于20世纪中期以后,与四个新兴的“全球性”内容有关:全球性机制、全球性联系、全球性挑战和全球性意识。全球史倡导超越西方中心和民族国家史学视角,通过多学科方法研究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著作主要有民族史、文明史、人类史、专题史几种书写类型。全球史不仅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史学方法,还可能生成新的历史理论。建设中国全球史学科,不仅是克服西方中心论、走自己学术道路的现实需求,还是破除中国“威胁”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求。建设中国全球史学科,要有科学眼光,树立大历史学科观念;要有世界眼光,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关系;要有长远眼光,加强对于人类起源和未来趋势研究,以此为基础探寻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

深耕于考古学和历史学领域的杰出学者——《徐旭生文集》的史学价值

中华书局2022年出版的《徐旭生文集》(全十二册)主要收集了徐旭生撰写的重要论著、译著以及日记、时评等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该文集完整地展现了徐旭生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成果,对于全面了解徐旭生考古学实践和理论、深入认识徐旭生的史料观和他的多元古史观、考察其生平事迹和人员交往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将文集中各类材料参稽互证,可充实和加强对徐旭生学术的研究,复原其在民国和新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地位。

俄国末代沙皇的历史形象

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各阶段被塑造成不同的历史形象。1985年以前,苏联学界以批判尼古拉二世的剥削统治为基调。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出“填补历史空白点”,由此尼古拉二世的“血腥沙皇”形象逐渐转变为遭受苏俄政权迫害的“牺牲者”形象。2000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册封尼古拉二世一家为俄国圣徒。2008年,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主席团为尼古拉二世一家平反。教会和政府重新建构起关于末代沙皇的集体记忆。关于末代沙皇历史记忆的转变,折射出百年来俄罗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演变。

麦尊铭文首句与邢侯受封问题再议

麦尊铭文记载了有关邢侯和西周王室礼的重要史事,其首句“王令辟邢侯出■侯于邢”句读,应属■于侯,理解该句之关键即在于“出■侯于邢”,意指周王命令邢侯将■侯及其宗族带离■地,来到邢地以服事邢侯、拓疆御戎。麦尊首句“出■侯于邢”无关于分封或徙封邢侯事,而是西周早期周人克殷伐戎后将其强制迁族、授予诸侯的缩影。

妈祖信仰在日本的传播与转型

站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视域下,思索与审视“妈祖信仰在日本”这一主题,可以确立妈祖信仰在整个日本的传播与转型,即“一传”琉球成就域外中华的文化传承,“二传”长崎成就中日两国的文明互鉴,“三传”东日本成就本土化的文化转型,“四传”现代日本成就祭祀文明的现代再生。妈祖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一大成功案例,彰显出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持续的包容力,为当下中国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构筑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与历史参考。

甲骨金文所见“四单”考论

甲骨金文中常见“西单”“南单”“北单”。甲骨文中的“单”应当解释为“墠”,意指商都四外郊野。“四单”原为地名,商周金文中的“西单”“南单”“北单”单独出现时一般用作复式族氏铭文,当与其他族氏铭文组合时,“某单”作为地名前缀,是一种公共族氏名。结合“北单戈”族氏铭文来看,近年发现的殷墟以北10公里的辛店遗址或即属于“北单”范围,以殷墟为原点、半径为十公里的殷墟文化遗址圈可能与“四单”有关。

政党政治视角下的当代埃及青年政治参与

埃及政党政治在20世纪取得了长足发展。埃及是一个青年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青年在埃及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埃及固有的历史、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尤其是纳赛尔以来新型威权主义主导的政治传统和代际矛盾,制约着埃及青年的政治参与。政党作为埃及青年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不仅未能使埃及青年实现政治理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政治参与。青年政治参与问题正日益成为影响埃及民主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

微观视角与中西互动: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向

全球思想史研究是近年来欧美学术界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强调思想在全球空间传播时与不同的地方经验所发生的交融、碰撞、混杂等复杂现象。西方思想史研究经历了阿瑟·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昆廷·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最终诞生了大卫·阿米蒂奇为代表的全球思想史研究。全球思想史研究继续向前发展,出现了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注重小人物的微观视角研究以及近现代重要概念的中西互动研究。全球思想史研究方兴未艾,既开创了旧理论与新研究共存发展、相互借鉴的研究路径,又引发了研究对象精英化还是普众化、全球化还是民族化的历史思考。

垣曲北白鹅墓地与周代的“西燕”

山西省考古所在垣曲北白鹅村发掘了一批春秋早期墓地,墓地出土大量匽氏铜器。有铭铜器主要出自M3、M5、M6三座墓。铭文显示匽氏曾任周之太保,匽氏曾与虢季子白之女通婚。北白鹅匽氏出自嬴姓京氏小宗的膳夫克家族,使用华字族徽,葬俗上多腰坑殉狗。膳夫克家族在两周之际东迁至北白鹅一带,因地命氏称匽氏。南燕国与北白鹅墓地所属族群之间并无实际联系,二者同时存在于春秋初年,为示区别,可将北白鹅之匽称为“西燕”。

同簋铭文中的地名与西周的王朝虞官层级结构

西周中晚期的同簋铭文是研究周代虞官的重要材料,铭文中有三处地名:河、虒、玄水。河是黄河的专称,虒地是周人汧渭之会处的一个地名,玄水即后世的汧河的上游地区。铭文“自虒东至于河,厥逆至于玄水”应理解为自虒地出发,沿着渭水向东到达黄河,从以及从虒地向北到达渭水支流汧水的上游地区,这实际上就是周中晚期人们认知中的关中王畿范围。同簋铭文可与四十三年逑鼎、免簠、微鼎铭对读,通过对铭文中虞官职司的空间范围的讨论,可知西周时期王朝虞官系统具有层级性。

文明互鉴视野下妈祖信仰传入长崎的历史考察

作为中华文明的表象之一,妈祖信仰在传入日本长崎的整个过程中,或是以文学性的"神话传说"塑造起中日之间共同的"海神"信仰,或是以"唐三寺、妈祖祭祀、华人社会"为标志构筑起以长崎华人为主体的跨文化共同体,或是以"渡日高僧"与"分祀信仰"为媒介演绎成日本本土化的神道教信仰。在这一过程中,妈祖文化始终发挥着"文明互鉴"的有效功能,也成为中华文明走向海外的一大典范。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中国的中东政策

党的十八以来,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积极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思想、逐步形成了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阿拉伯之春”之后的中东正值动荡、转型与变革之中,中东社会对于稳定与发展的诉求愈发强烈。因此,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外交契合迎来了重要机遇期。随着国家地位的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的中东政策体现在运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实践之中,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抓手,是中国向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经验、贡献中国方案的重要平台。

全球史的兴起与当代中国全球史学科建设

如果以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年)的出版为全球史诞生标志,屈指算来,全球史的兴起已有近60年时间。国内学者对于全球史的研究主要是在2000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之后。此后,与全球史有关的学术机构、专业人才培养、学术活动、学术成果逐渐增多。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国际史学界,还没有看到中国学者撰写的完整、系统的全球史著作。

1518年欧洲斯特拉斯堡的舞蹈狂热

舞蹈狂热是中世纪出现在欧洲莱茵河流域的一种离奇现象,其受害者被无休止的跳舞冲动所掌控,疯狂起舞直至精疲力竭,一些人甚至因此丧命。本文利用斯特拉斯堡编年史档案和西方学界研究成果,还原1518年斯特拉斯堡地区的舞蹈狂热事件,并尝试从经济社会和宗教文化两个方面探讨其产生的原因。

古罗马繁荣的野蛮基础

古罗马曾经有过物质文明的空前繁荣。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连续的对外扩张战争,扩大了领土面积,增加了人口,掠夺了海量财富和百万战俘奴隶;加上对行省的剥削和实行大奴隶制,使其物质文明繁荣获得有力的支撑。本文分析了这种支撑方式的野蛮性质,剖析了野蛮支撑文明繁荣这一畸形的历史现象。

王宇星 卜宪群 西汉刺史制度是一大创举

西汉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西汉统治者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不断对地方监察制度进行调整,最终创立并发展了刺史制度。刺史制度大大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力维护了中央集权,对后世影响深远。

从有序到混沌:20世纪生态思想史的演变

不同于学术研究领域的其他任何科学,生态学已经对公众产生了广泛影响。它改变了政治与哲学话语,在许多国家涌现出一些以“生态”冠名的政治组织。然而,谁会提议以比较语言学或高等古生物学命名政党呢?在全球多个大陆,兴起了被称为“深层生态学”的思想运动,却没有哪个地方出现过“深层昆虫学”或“深层波兰文学”运动。自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以来,笔者多次感受到生态学在中国的流行程度。

梁启超与内藤湖南对进化论、文明史观的接受与改造

进化论和文明史观发源于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借道日本而传入中国。中日都致力于将进化论思想融入到儒学与佛教的传统文化框架中进行解释,发展出“循环进化”的理论;同时,进化论在向东方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已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扭曲与变异,深受斯宾塞影响的日本学界继承着明治以来“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将其绝对化并滑向了自我中心主义,而中国则逐渐摒弃其中的帝国主义倾向而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构建文明史学的过程中,中国以建立民族国家和确立自主性为宗旨,意在鼓舞民族自觉的发展以及国民精神的建设,并寻求中国在世界的定位;日本则以构建本国优越性和排除“他者”为中心,以“天职”这一先验性的话语,设定了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梁启超与内藤湖南分别是中日不同思路的代表。两种各具特色的历史书写也影响了不同的国民性格与集体记忆,其中文化起到比政治更为深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