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历史观与哲学变革

历史观是马克思最具原创性贡献的领域之一,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诞生以前,一切哲学在历史观上都受困于“观念的神话”与“遮蔽”。而“观念的神话”与“遮蔽”,源自人类实践的具体历史形式--分工,特别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工以及职业精神生产者的出现和扩大。唯物史观的创立,终结了观念决定历史的神话、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的神话、历史宿命论的神话,开辟了一种崭新的哲学图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应摈弃从观念到观念、从文献到文献、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范式,从实践的不同历史形态的变化入手,展开活的历史研究。

道教中国化的历史与经验

相较外来宗教而言,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自诞生之初就有着中国的社会基础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道教中国化的内涵、历程与意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研究道教中国化,总结相关经验,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当代道教中国化的方向,更有效地引导当代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而深入推进道教中国化的实践进程。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中的性别身份问题

关于何为女性的问题,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一直争论不休。生物学本质主义认为,对女性的界定是以先天的身体生理结构为基础的。社会建构主义则认为,性别是由社会的文化符号、权力、生产机制等塑造而成的。而精神分析学派更重视女性无意识层面形成的享乐机制。这些分歧和争论对于我们了解当代女性主义的发展状况、认识性别身份政治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存在与时间》到《技术与时间》——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的发展

《技术与时间》是斯蒂格勒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后期批判数字技术与“人类世”的思想基础。《技术与时间》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具有亲缘性。用“技术”取代“存在”彰显了斯蒂格勒的哲学旨趣,即把基础存在论奠基于技术存在论。首先,斯蒂格勒接受“在世存在”的主张,并将它解释为“在自身之外存在”;其次,与海德格尔通过“向死存在”回到本真性不同,斯蒂格勒拒绝本真性概念,主张技术构成此在;再次,这意味着此在是可被构成的,因而是未完成的,“亏欠”与爱比米修斯神话共同为此提供了根据;最后,技术构成此在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代具性存在”,此在必须与技术共在,并通过技术而存在。

技术的器官学之思

作为理解技术的概念框架,“器官学”由斯蒂格勒引入哲学界。从词源上看,“organ”的基本含义是“工具”,而“器官”之义到近代才出现。在斯蒂格勒之前,卡普和弗洛伊德已尝试从器官角度理解技术,视技术为“器官投射”或“辅助器官”。斯蒂格勒的广义器官学旨在探讨身体器官(有机体)、人工器官(技术)与社会器官(组织、制度)之间的关系,并特别强调人与技术是“转导关系”。基于对器官学诸侧面的刻画,我们可进一步把它理解为关于人与技术的“替补”存在论。技术的器官学之思表明,技术对“此在”具有构成性,人的生存离不开作为人工器官的技术。

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

在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物质内核的西方现代文明中,劳资对立的社会结构使得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事实上难以实现。文明是多样的,中华传统文化内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基因,但这一隐性的“文明基因”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成为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显性动力,也正是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共同富裕这一主题上找到了交汇融通的对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