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中的实践论

实践论主张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认识和改造世界,但这一优良传统在中国社会科学追求规范化的过程中逐渐丢失,导致教条主义和快餐式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盛行。实践论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建设需要通过深入和广泛的经验研究更好地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环境议题,同时要特别注意避免快餐式的研究。

迈向大众社会学——追寻中国社会学的品格塑造

群学即中国古典社会学在唐宋时期实现民间化的过程中,通过“目光向下”而归于本位,秉持“人/群为本”而铸就本性,坚持“贴近生活”而彰显本色,从而迈向了“大众社会学”。如果说“目光向下”“人/群为本”“贴近生活”是中国社会学(群学)的基本品格,那么,其“本位”“本性”“本色”就是“大众化”。在这一过程中塑造的群学品格,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能够为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提供宝贵的启示。

群学的创立及其对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意义

战国末期由荀子创立的群学,是百家争鸣的硕果,是中国社会学名副其实的“开端”。不论从客观还是主观方面来看,群学的创立条件都是得天独厚的。群学具有内涵丰富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这既是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确凿根据,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学走向崛起的宝贵历史资源。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而言,群学基本概念和命题提供了直接可用的珍贵资源,作为群学精义的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奠定了贯通古今的思想基础,群学元典的形成提供了中西社会学会通的宝贵启示。荀子群学适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难得历史机遇,必能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崛起过程中大放异彩。

计算社会学的基础问题及未来挑战

计算社会学是计算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面对作为典型的复杂性系统的社会,实证社会科学主要面临来自分析对象、研究者和研究设计的不确定性,以社会仿真和大数据分析为主要传统的计算社会科学可以积极应对实证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而作为计算社会科学分支的计算社会学具有学科交叉、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并行等特质,在回应实证主义面临的诸多困境时具有明显优势。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计算社会学的概念界定、学科边界、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基础问题,认为计算社会学是以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等为主要分析工具,将非介入方式收集的大规模数据与传统数据集相结合,挖掘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的规则和模式,用以解释人类行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科学。最后,提出化解国家定位与学科自觉、定性与定量、抽样调查与感应器使用等的内在张力是推动中国计算社会学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论工具理性视角下的社会工程——兼论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与转向

在发展理论中,现代性被视为发展的目标和理念,现代化被视为发展的过程与手段,社会工程是将目标与手段、理念与过程结合起来的具体实践。现代性、现代化与社会工程具有逻辑和实践的关联性,是从抽象到实践的过程。通过鲍曼和斯科特对“大屠杀”与“国家项目”的论述可以发现:社会工程受西方启蒙思想中工具理性的影响,并结合了目的合理性与手段合理性,但两位学者的结论却有较大分歧。现代化理论遵循了这一特征,这成为后续发展理论对现代化理论批判的重点,并使发展研究转向全球视野与地方视野。

Z世代:时代与社会多重规定性的建构

世纪之交时段诞生的Z世代,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坐标规定了它的核心身份特征:互联网原住民的第一代;数字化场域中新媒体文化的创作者;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先行者;多重风险与压力的直面者;迈向民族复兴强国世代的主力军。这些复杂的身份特征赋予他们诸多丰富而又矛盾的特质,他们时常处在两歧性情境的交织之中。而要实现对自身局限性的超越,则需要生命原理产生的自我完善驱力与先进价值观产生的引领作用所共同达成的建构。

社会治理“共同体化”的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和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经提出,便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有学者对此开始专门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出的社会背景以及建设路径,目前还缺乏深度的研究。本文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共同体化”概念,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以及实施路径和机制上展开一些讨论,认为在共同体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内化为其内在的组成部分,才能达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就是说,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共同体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转变成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在活动中展开的。为此,本文还对日常生活化实践的具体路径做了初步讨论。

新社会转型视角对乡村振兴的解读

乡村振兴一经提出,在短时间内就成为热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其话语大多停留在“是什么”或“该怎么做”上,而对过去几十年乡村只是给出了简单的“衰败”或者“空心化”的解读,忽视了乡村振兴的时代性和阶段性。乡村振兴并不是凭空而生的,本文从其社会时空区位的分析入手,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后来的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兴起乃至21世纪的新农村建设和脱贫攻坚,乡村并非一直在“衰落”之中,甚至有了显著的发展,这一切都为乡村振兴准备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积淀。也就是说乡村振兴是这个积淀带来的一种新社会变化,即新社会转型。新社会转型区别于先前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于,它不再是过去的二分或三分格局下的社会形态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等的转变),而是出现边界的重组、融合和再构的二元或多元融合变迁过程。乡村振兴是新社会转型的体现,新社会转型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机遇。运用新社会转型概念,城与乡、传统与现代、问题与优势等现象都会有新的解读,从而为乡村振兴找到新的路径和对策。

社会经济变迁中的Z世代青年:构成、观念与行为

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对初入社会和职场的Z世代青年的构成特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进行初步分析,尝试从代际社会学视角描绘这一群体的概貌。研究发现,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促使代际群体的构成特征发生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观念和行为的代际差异。高城镇化水平、高非农化程度和高教育水平的Z世代青年,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方面展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

相对贫困城乡差异及社会保障的减贫效应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5年、2017年、2019年三年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乡相对贫困的差异,并对城乡社会保障政策的减贫效应进行政策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镇的相对贫困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中国农村的相对贫困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社会保险、医疗报销、社会救助等政策对缓解城乡相对贫困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社会保障制度在城镇和农村的减贫效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城镇社保的减贫效应达到11%,而农村社保的减贫效应仅为2%。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保障水平低抑制了社会保障政策减贫效应的发挥。未来国家需要在多维度上进行社会政策改革,才能逐步缓解相对贫困,促进社会公平。

通过社会交往的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实现:生成逻辑与路径优化

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立在对农村的主战场位置、老年人的需求状况的深刻把握基础之上。历时性地看,既有研究经历了从“资源匮乏”到“精神空缺”的老年需求定位转向,并基于客体本位视角提出文化公共品供给路径,但这种过于强调老年人的受众角色以及“物”的供给内容,忽视其精神需求实现于村庄主体间性的社会交往这一事实。伴随乡村社会转型,生产性交往、仪式性交往逐渐失去实质内容,而社会性交往因为“熟人社会”与“需求同质”双重条件支撑,被认为是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主要实践类型。然而,以公共空间衰落、公共文化异化、公共组织无为和公共利益脱嵌为表征的村庄“去公共性”,致使老年人面向村庄的社会交往面临不少困顿。以迈向友好为取向,提出组织动员同辈群体与适老文娱活动、加强国家宣传下乡与村庄精英吸纳、重塑基层组织自主性与公共服务能力、创新土地确权模式和结平衡账机制四重路径,以促动社会交往所需的空间再造、文化亲和、组织有为和利益相关,推动“不分年龄、人人参与”的村庄社会交往秩序建构。

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互联网消费特征及其经济社会价值

当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背景下,从事新经济新技术、具有较高文化资本和较年轻的新兴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崛起。互联网消费是新兴中等收入群体最具普遍性和典型性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积极拥抱互联网消费的同时,也展现出作为消费者的能动性和反思性并付诸实践。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所蕴含的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有助于扩大内需并建构一种良性的消费文化,有助于增强社会参与、推动改善社会治理。因此,应从收入分配、职业结构转型和业态创新等多个角度探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扩大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扩大新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既是创新民生建设、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消费、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地方饮食到全国小吃的跨越式发展——“二元社会”结构视角下的化隆牛肉拉面

究竟是哪些力量推动了地方产业的发展?林毅夫、张维迎前些年就讨论过,林毅夫看重政府“看得见的手”,认为产业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政府扶持的产业政策才能够取得成功,而张维迎反对政府的产业政策,认为只要借助市场“看不见的手”,产业就足以推进创新和发展。地方性小吃产业的发展到底是政府的推动还是民间市场力量的推动,或是两者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了更加深入地剖析地方性小吃产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的推动力量,笔者拟从一个新的视角即从“二元社会”结构(“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视角出发,并以化隆牛肉拉面为个例,深刻解析地方饮食最终发展成为全国性著名小吃的过程中的推动力量,以回应“林毅夫——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并根据化隆牛肉拉面的发展为其他地方性小吃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通过对化隆牛肉拉面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分析,笔者发现不管是林毅夫只强调政府的作用还是张维迎只强调民间市场的作用的观点都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在化隆牛肉拉面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和民间力量在不同的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单靠政府或者民间市场任何一方都是不可能成功的,正是两者的相互配合、相互作用才促使了化隆牛肉拉面成功从一个西北地方性小吃发展成为一项产业,甚至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背景下的相对贫困治理

中国在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以后,进入了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时期,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相对贫困治理具有重要作用。相对贫困的发生机制、分布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同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的治理目标也不同于绝对贫困治理,因此需要建立新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是一个逐步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两步走战略中,要精准识别导致相对贫困的原因,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缓解相对贫困,建立兼顾发展起点、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公平的共同富裕社会。

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理论向度

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践,基于对“贫困”的不同理解认识,可有不同的介入行动路线,由此使之呈现出多样的理论向度。本文尝试梳理有关“贫困”的不同理论解释,特别是以大卫·豪关于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四大范式分析框架为依据,分析提出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四种主要的理论路线,并在理论路线的分析上总结四种范式下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实践。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分析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经验,提出其兼具四种范式的特点,采取综合干预的反贫困策略应该是今后消除相对贫困的实践取向。

潘菽心理学理论视野中人的社会化问题

人的社会化问题研究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受到多个学科的高度关注。然而,在人的社会化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重大的理论论争。我国心理学家潘菽在他半个世纪的心理学探索中建立起了独具特色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以他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为参照,人的社会化领域的一些重大难题尤其是深层机制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比较透彻的解析,并能得出一些具有创见性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更强烈地意识到文化自觉和理论创新意义的当下,这些观点在人的社会化研究中所蕴含的学术价值、所凸显的意蕴尤其丰富而深远。

新时代青年的政府信任及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分析

研究聚焦于新时代青年的政府信任及其内部代际差异和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把新时代青年群体划分为80后和90后两个代际群体,基于CSS2019数据分析发现:超九成的青年群体对中央政府持信任态度,近七成青年对地方政府持信任态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青年群体具有更小的政府信任差异,在对两级政府的信任差异上无明显的代际差异。说明新时代青年具有相对更温和、更理性的政府信任态度。研究还发现,青年群体的社会公平感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青年的社会公平感越高则他们的政府信任差异越小。此外,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差异的影响在青年群体内部并无明显的代际差异。

社会工作模式问题再研究

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与"社会性""志愿性"之争的本质是基于模式问题的不同建构。模式问题的模糊性引发了本土传统中的群众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及行政性社会工作与作为舶来品的专业社会工作之间的争议。对此,依据不同的要素将社会工作模式的内涵与外延做出不同的定义和分类。作为社会工作模式外延的组织模式、实务模式、理论范式及服务模式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组织模式不仅能有效地区分实际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又触及了社会工作的本质,即"专业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就我国而言,充分把握整体组织模式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模式,有利于解决当前制约社会工作发展的内部症结,焕发活力。

中国与东南亚饮食文化“传播-生成”的双向性

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以往研究者较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影响。本文拟以海南鸡饭、客家酿豆腐、海南老爸茶、海南咖啡、千层糕等饮食文化事项为主线,探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饮食文化“传播-生成”的双向性。一是饮食文化并非只是中国向东南亚的单向传播,也有东南亚向中国的传播,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饮食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二是某种饮食文化由中国传播到东南亚或者由东南亚传播到中国之后,被传播地并非全盘照搬、一点都不做变动,而是会因地制宜、落地生根,具有一定的本地生成性。因此,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饮食文化,不但在传播方面具有双向性,而且在生成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双向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群体社会优先意识的影响及变迁——基于CSS2013和CSS2019的数据分析

社会优先意识是青年群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重要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对个体价值取向和行为具有规范和引导作用。为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年群体社会优先意识选择中的引导作用,通过对两次大型社会调查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青年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认同有助于提高青年群体的社会优先意识,对个人层面的认同对青年群体社会优先意识的影响从不显著变为显著,这说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得到青年群体的认同并促进了青年群体社会优先意识的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