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社会学的基础问题及未来挑战

计算社会学是计算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面对作为典型的复杂性系统的社会,实证社会科学主要面临来自分析对象、研究者和研究设计的不确定性,以社会仿真和大数据分析为主要传统的计算社会科学可以积极应对实证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而作为计算社会科学分支的计算社会学具有学科交叉、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并行等特质,在回应实证主义面临的诸多困境时具有明显优势。在此基础上,阐释了计算社会学的概念界定、学科边界、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基础问题,认为计算社会学是以计算科学、数据科学等为主要分析工具,将非介入方式收集的大规模数据与传统数据集相结合,挖掘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的规则和模式,用以解释人类行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科学。最后,提出化解国家定位与学科自觉、定性与定量、抽样调查与感应器使用等的内在张力是推动中国计算社会学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社会经济变迁中的Z世代青年:构成、观念与行为

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对初入社会和职场的Z世代青年的构成特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进行初步分析,尝试从代际社会学视角描绘这一群体的概貌。研究发现,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促使代际群体的构成特征发生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观念和行为的代际差异。高城镇化水平、高非农化程度和高教育水平的Z世代青年,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方面展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

金融与县域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县域社会的经济社会学研究

以往研究多单独关注城市或乡村,对处在城乡节点的县域社会的分析还不够。县域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石和难点,对保证我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关重要。当前经济金融化的影响持续扩大,县域的财政收入、城市建设、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日益受到金融体系和金融理念的影响,地方债高企、土地财政依赖、地方平台公司空壳化、中小企业融资难都是其典型体现,这些问题深深影响了县域的治理能力和发展能力。因此,从金融角度研究县域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下全球宏观经济金融化继续深化、我国产业和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加速之际,应当在准确把握县域金融困境的基础上,加大金融和财税体制改革,优化县域政府治理模式,构建一个满足县域内政府和企业发展所需的金融体系,为县域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产业和经济支撑。

计算社会学的基础问题及未来挑战

计算社会学是计算社会科学与社会学的学科交叉,是一门新兴学科。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历了近20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完善的学科体系,但是其倡导的实证主义在宏观解释与微观解释、数据驱动与理论驱动,相关分析与因果推断,信度与效度等方面长期存在内在“张力”。计算社会科学是对社会科学实证主义传统的推进,借助于计算机和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迭代更新,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都有别于传统范式,研究议题越来越突破传统的学科界限。

主观中间阶层的各级政府信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及时更新对主观中间阶层的研究,是当前社会分层研究成果能否有效解析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动态的必要条件。本研究聚焦主观中间阶层的政府信任和主观幸福感,把主观中间阶层分为主观中上、主观中中、主观中下三层,采用CSS2019数据分析发现:(1)主观中间阶层在我国城乡居民中的占比较高,其内在分布存在低位认同现象;(2)主观中间阶层的两级政府信任和主观幸福感都维持在较高水平,能够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3)在这两类主观状态上,主观中间阶层的内部差异主要表现为主观中下层显著低于主观中中层,主观中上层与主观中中层的差异不显著;(4)与中央政府信任相比,地方政府信任能对主观中间阶层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且较高强度的正向影响。笔者建议有针对性地在“增强服务意识”“打击腐败”“依法办事”“信息公开”等方面加强基层政府建设,提高主观中下阶层的地方政府信任及主观幸福感,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并推动实现现代化建设。

青年群体就业心态演变新趋势

随着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网络经济等新业态迅猛发展,青年就业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展现出个体化与自主性的职业选择、兴趣驱动的职业追求、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淡化、高流动性的职业历程、“终生式”的持续学习和创新等新趋势。青年作为新业态新模式的主要参与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在不断推进新业态纵深发展的同时,其就业心态也产生了变化,其中出现的一些新趋势值得关注和探讨。

关系流动性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

基于性别视角,采用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数据,考察关系流动性对个体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个体所感知到的关系流动性越高,婚姻的满意程度也越高;仅在女性样本中发现,关系流动性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受人力资本的调节,表现为女性的学历和收入越高,关系流动性对其婚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越明显。

互联网运用中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相互影响

互联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生活和学习的一种必需品,而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主要功能正在发生变化,他们在实际行为和主观感受上都把互联网运用的学习功能放在首位。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的自律性总体上在提高,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未成年人与其父母的良性互动。与此同时,父母对未成年人子女上网表示担忧的一些方面正发生变化。尽管成年人仍然是向未成年人传授互联网知识和技能的主导力量,但未成年人向父母传授上网知识和技能的情况逐渐增多。促成两代人在互联网运用上的互学共进,需要不断地更新观念,也需要把代际学习作为社会文化更新的一种重要机制。

社会经济变迁中的Z世代青年构成、观念与行为

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对初入社会和职场的Z世代青年的构成特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进行初步分析,尝试从代际社会学视角描绘这一群体的概貌。研究发现,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促使代际群体的构成特征发生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观念和行为的代际差异。高城镇化水平、商非农化程度和高教育水平的乙世代青年,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方面展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

制度认知合法性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正式、非正式制度与公共物品供给集体行动之间联系密切。不同于以往宏观的制度视角,这项研究从微观角度关注制度合法性及其机制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基于个案研究,论证了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合法性问题:人们对不同制度及其组织者的信任程度不同,其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程度就会不同,即制度的合法性显著影响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项目个案中制度实施的具体合法性机制在于通过日常互动,克服不确定信息的文化认知合法性机制。

信息、信任与信心:风险共同体的建构机制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是建构有效的风险共同体。研究认为,风险信息、信任、信心以及风险认知和情绪体验等是风险共同体建构中的重要变量。笔者使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出现初期的全国调查数据,验证了信息—信任—信心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疫情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透明度通过官方信息源信任对疫情防控信心产生影响,疫情防控信心进一步通过风险认知的中介作用影响人们的情绪体验。另外,官方信息源信任和非官方信息源信任可以通过风险认知的中介作用影响情绪体验,但二者作用的方式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