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与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如何研究中国边疆是令人着迷的问题。历史学虽在边疆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中国边疆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单一的学科都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研究。回顾社会学传入中国后的边疆研究历程,可知社会学致力于从边疆的田野中探索边疆社会的秩序与变迁,寻找边疆内在的方向感,生产关于中国边疆的知识,从而解决时代焦虑和国家的困惑。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立足边疆的实际,解决边疆问题;更需要立足于国家安定统一的视角,构建中国自己的边疆理论。社会学通过对边疆的田野研究,挖掘中国边疆的本土经验,使得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保持理论自主性的警觉,这是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使命所在,也是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经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源、学术体系与政治实践

理论框架体系的内涵包括理论框架、理论体系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体系。从世界现代化时空坐标的角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体系的历史起源、学术脉络、政治实践,是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首先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民族民主国家形态与现代公民国民社会阶段的核心价值。中国学术界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达成了“现代化的历史共识”,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体系之所以能够大大超越欧美二战后诞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不仅有历史依据、学术体系支撑,而且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特色。

马克思文化文明观视阈下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

一元、一统、一体、一家,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话语,1911年开始出现君民一体、上下一体的现代多元共和转向。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居于核心地位,决定中华文化的发展。文化史不仅要前置于成文史,更要前置于文明史,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文明观的基本认识,体现了文明包含于文化中,且为其最高形式的基本理念,为认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决定论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罗荣渠先生对人类文明的研究是建立在“一元多线历史观”基础上的,形成了现代化研究的“罗荣渠路径”,有助于文化文明时空坐标的建立。四海一家的传统话语就是内地与边疆各族济济一堂。作为现代化范式的中国应用,笔者倡导边疆与内地“主辅线现代化”的中华文明观,有助于揭示中华文化历史传承与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内在关系,有助于说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的主体性精神品格。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命题

在马克思话语体系中,“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与作为公社所有制概念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密切相关,但并非等同,其核心要义是公社共同体内农业与手工业结合,就此而言,它是东方独有的生产方式。“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带有原始部落血缘共同体、专制制度政治共同体的双重属性,无论是归入原始社会,还是归入奴隶社会,都与马克思的原初语境背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生产方式序列,是东西方存在结构性联系的世界演进图式。西方道路以“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为结构性逻辑起点,而以公社所有制为历史起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无法回避中国内地由马克思“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理论所揭示的历史起点,也无法回避中国传统的边疆“部族”话语所表现的公社结构性动力机制。马克思关于“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命题启示我们,古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可以不通过西方诸生产方式,而经过特殊的革命环节,走向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关键是在现代社会历史条件下,革命之后要补现代生产力的课,而不是补资本主义的课。

抗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发展模式分析——基于苏联高层决策角度

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中苏关系发展模式多样、发展阶段复杂,先后经历了转变中立、平衡调整、战争准备、间隙丛生四个阶段,这种阶段性外交决策的变化是苏联高层从其国家和民族利益角度出发做出的选择。这种通过外交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两条路径实施的外交选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牺牲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是在那个列强环视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关键时期苏联的鼎力相助,不仅避免了国共两党内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对于中国取得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脱贫攻坚助力边疆治理研究

中国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构建出发展、巩固、安全的边疆治理体系才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边疆区域由于地理、环境以及历史等因素,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产业发展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相较于沿海及部分内陆地区差距较大,其中贫困已成为边疆区域发展的短板,限制了边疆地区群众的自由发展。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机遇期,边疆地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已经成为完善边疆区域治理体系的重要手段。

体用观视阈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知识体系框架及其理论实践意义

知识体系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体”与“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有的一对范畴,考证体用观的古代起源,梳理体用观的近代背离,有助于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恩格斯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脉络中的自主知识体系地位及其体用贯通、明体达用品格。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命名来说,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具有标志意义,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则为这次工作布置会议提供了理论主旨框架。习近平文化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丰富思想材料,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在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讲话、第三个历史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献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自主知识体系。由历史文化、政治文化、文化安全、网络文化、文化润疆等核心概念构成的这一文化知识体系作为理论框架之体,不仅要贯彻落实到实践工作之用中,而且要对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包括中国边疆学构成基础支撑。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视阈下中华文化的历史传承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处于中华文明五大特性的核心地位,是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整篇讲话的核心观点与灵魂思想。这里的核心要义在于:文化塑造出文明,文明一统决定文化一体。一句话,中华文明决定中华文化。就理论价值而言。

东方经济论坛与俄罗斯经济东转

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俄罗斯进行外交围堵、军事打压和经济制裁,致使原本就陷入失衡状态的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15年创建了东方经济论坛,希望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促进俄罗斯经济东转,在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基础上对接快速发展的亚太经济轨道,突破西方围堵,实现俄罗斯经济的复苏。这是助力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实现外交和经济双重转向,进而为俄罗斯的发展和强大开创良好局面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