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述评

20世纪20年代以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为发端,确立了＂妇女史＂的名称,并形成了延续到抗战以前的妇女史写作繁盛期。然而,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30年间,妇女史研究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进入80年代,与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同步的是妇女史研究的复兴并形成了新一轮高潮。

深化中国发展奇迹原因实证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中国之谜＂是既＂李约瑟之谜＂之后,又一个引起国内外广泛而又热烈讨论的问题。与＂李约瑟之谜＂讨论中国为什么不能的问题相反,＂中国之谜＂讨论的是中国为什么能的问题。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与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表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荡涤封建文化、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作为文化纲领,明确了中国新文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特征,并总结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确定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发展目标,坚持了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对中国文化事业尤其是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实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探索的历史起点。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思想,对文化强国目标的追求以及繁荣文化的举措,有着重要指导与借鉴意义。

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对话机制的历史考察

"双周座谈会"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种工作制度。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政协共举行了114次"双周座谈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双谈"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谈"传统得以延续。中共十八大后,全国政协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创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使"双谈"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双周座谈会"及与之相关的协商对话机制,作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凝聚共识、共商国是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也见证了新中国统战工作的历史变迁。

贫困与反贫困的学术视野与研究进路——《鉴往知来——十八世纪以来国际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述评》

贫困与反贫困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同行,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也因此成为了历久弥新的学术命题。18世纪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催生下,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提出富有解释力的新理论与新思想,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也呈现出＂百家争鸣＂局面。

论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现代化的伟大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历程中对农业现代化的探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921年至1952年,通过民主革命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扫除体制障碍,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1953年至1978年,出于国家安全和赶超的需要,农业现代化必须服从于工业化的大局;三是1978年至2011年,改革开放带来了农业现代化的新局面,其中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80年代以"包产到户"推动农业发展阶段,90年代以产业化带动农业发展阶段,新世纪10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全面推进阶段。

改革开放史研究要有实践问题导向意识

《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向我提出如何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实证性这样一个题目。这是一个关于方法论的建设性命题。从党史国史学界对新中国前29年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看，实证性较强，文件堆砌和领导人思想观点的简单再叙述等问题并不特别突出。这也反映出，

从辩证统一关系中深化和拓展改革开放史研究

在具体地、历史地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基础上,党史国史研究越来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研究。这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对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需要,也是党史国史的当代性和时代性所规定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相统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文化建设,与时俱进地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丰富文化建设实践,坚定文化自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使文化领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迈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

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发展理念和内涵——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几点体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胜利闭幕，在中国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已经进入速度趋缓、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在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生态环境严峻、发展要求更高的新形势下，为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交了一份切实可行的圆满方案。经过学习五中全会的精神，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共产党推进教育公平的实践和经验

教育公平,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体现着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追求。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种措施推进教育公平。1977至1991年,教育公平状况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得到改善,在恢复高考和考试制度,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贫困学生资助体系,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特殊教育、成人教育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1992至2002年,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增加了各级各类教育机会,但同时也出现了城乡、区域、学校之间教育差距拉大的状况。党和政府通过采取加大政策倾斜和贫困学生资助力度等措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2003至2011年,教育公平逐步成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的主要议题,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完善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缩小教育区域差异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教育公平上升到法律层面,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进一步缩小教育区域差距,使贫困地区学生和困难群体享受到同等优质教育资源,保障人人都享有公平接受高品质教育的权利。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共产党推进教育公平的历史经验表明,推进教育公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要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

开放与改革同等重要

《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对国内改革开放史研究现状作了学术回顾后，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认为“长期以来，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以及相应的理论探讨却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我认同这个判断。细究起来，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起步并不算晚。

历史学应更多关注生产力研究——从一次中日学术会议谈起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深邃的眼光看到了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和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最终决定因素生产方式，又从生产方式的演变中，看到了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决定因素。但是，在对历史研究中，长期以来，我们对生产力的研究，尤其是对科技进步的研究却没有收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往往把它视为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的自然产物，而忽略了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规律。这固然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始终处于突出位置有关，也与从事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缺乏基本的科技知识有关。在今天，当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后，就历史研究来说，加强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研究就更加紧迫了。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相关问题再考

有文章仅凭刘少奇的批语就断定《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不是胡乔木为刘少奇写的讲话稿,说服力不够。《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除公布刘少奇的批语之外,还公布了刘少奇为报送《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给毛泽东的信,从中可以看出,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修改的次数是两次。《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胡乔木名副其实的代表作,虽然毛泽东、刘少奇作了一些重要修改,但不能成为抹杀胡乔木功绩的理由。

支援人民公社投资述略(1959—1979)

支援人民公社投资是国家安排用于扶持穷社穷队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面貌的专项投资。这笔资金自1959年开始设立,一直持续到1979年,共计125亿元。这笔资金虽然按照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口径进行统计,但是专款专用,不能用于非生产性开支,更不能作为生产队的收益分配给社员。

邦交正常化前的中日民问外交研究述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中日民间外交的研究逐渐被纳入学术界的视野。学术界一般习惯于把此类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起到中日邦交正常化（1949-1972）；第二阶段是邦交正常化以后至今。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做一简要述评。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特色与功能

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历史,合乎现实,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有机地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普遍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是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中,在保障民族团结、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中建立和发展的。民族区域自治真正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不断促进和保障了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它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重点学校政策的演变

中共重点学校政策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中断。在邓小平的努力下,改革开放时期重点学校政策得到恢复和发展。针对重点学校发展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加深等弊病,自90年代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对重点学校政策进行了调整。总体来看,重点学校政策的产生、发展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有着时代发展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这一政策为新中国培养输送高层次、高质量人才,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具有多方面深层次原因,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完善和解决。

中国普法30年的基本经验:1986—2016年

从"一五"普法到"六五"普法,中国普法30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归结起来,主要有:坚持全民普法与突出重点对象相结合,坚持广泛学法与突出重点内容相结合,坚持依靠政府与动员社会力量相结合,坚持法治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坚持法治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坚持统一要求与实行分类指导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