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学前沿和重大问题研究状况

2006年度，行政管理学领域的前沿与重大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行政管理学前沿和重大问题研究

1978年后，行政管理学学科在国内得到恢复、重建和全面发展，学科建设、体系完善和应用研究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领域开始触及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视野不断拓宽。近年来，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大、公共管理热点的日益兴起和MPA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广泛开展，行政管理学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活力，

当前行政管理学前沿和重大问题研究状况

一、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 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持久主题。2007年度行政改革的研究重点，主要涉及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目标模式、继续深化改革的思路与任务，以及对行政层级体制等具体领域的改革研究方面。

未来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构想

20多年中国村民自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许多根本性问题和局限。在新的世纪,如何克服和超越这些问题和局限,建立未来发展的新构想和新思路,这是当前中国村民自治研究的关键。本文提出了未来中国村民自治全面、协调、均衡和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

从贵族到士大夫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知识人有憾于国家的积贫积弱，大都赞美雄汉蛊唐，而对于崇尚文治、武功不彰的宋代，则往往鄙夷不屑。可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却盏称“华夏文明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另一位国学大师章太炎自述其政治文化理想则说，最高者“上如北宋，次如东晋”。大学者王国维的公子，原是中华书局一位古籍编辑，文革前遇有向他询问时事的人，他总是回答：“不知道，我是宋朝人。”

从“罗马不设防”想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盟军进攻意大利。统率美军的是克拉克上将，统率英军的是亚历山大上将，他们的对手则是德国陆军元帅凯瑟林。凯瑟林是一位极为杰出的军队统帅。更为难得的是，在整个意大利战争期间，由于他直接下命令保护那些珍贵的古代历史文化遗产，不但连威尼斯、波伦尼亚这些意大利的古城，德军都未经一战而主动放弃，从而在战后得以幸存；而且为了在战争中保护罗马和佛罗伦萨，凯瑟林还宣布其为“不设防城市”，撤出军队，另辟战场。

维庸与波希米亚

法国中古诗人弗朗索瓦·维庸（Franois Villon，1431-1463？）是我最喜爱的诗人之一。手边的维庸诗集，得自于十来年前在巴黎塞纳河畔书摊上的流连。书是旧书，满面尘灰烟火色，然而，他的诗歌所特具的那种抒情而又谐谑的风格动人心弦，让我爱不忍释。

语言牢房与“小李飞刀”

那还是在“文革”末期，有客自海外到大陆探亲后回到国外，当被人问及回国观感时，他以十二个字作答：“親不见（亲），愛无心（爱），産不生（产），廠空空（厂）。”这是位聪明的智者，仅仅用了十二个字，就既对语言文字的过度简化投以调侃，又对当时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泛滥，导致社会情感枯竭干涸、民生凋敝萧条的社会状况表达了不满，真可谓婉而多讽。特别是隐含其中的透过语言来分析社会政治的方法，更令人称道。

忽然想起了苏曼殊

今天的青年读者知道苏曼殊其人的大概不多了。可在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他却是位名满天下、令无数青年着迷崇拜的人物。

科举制下的“文人”

密特朗总统执政时曾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记者在采访时恭维他文笔甚佳，密特朗得意之余，不免忘形，说自己年轻时原来是打算当个文学家的。不想这篇报道发表之后，招致法国文学界大哗，认为一个政治人物竟敢无耻到自称为“文学家”，是可忍，孰不可忍?文学家们群起抗议，害得总统只好亲自出来道歉说，他只是说年轻时想成为——并没有敢说自己就是个——文学家。这才将一场政治风波最终平息。

改革时代的政治领导力:制度变革与适应调整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是改革40年各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核心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面临的全局性特征和系统性风险增强,要求能够推动形成多要素联动的"制度合力"。集中统一、问题导向、法治主义、整体应对、高效协同以及合作思维等六方面的概括,用以描述新时代党的政治领导力的特点,彰显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制度变革特征和适应调整能力。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历史进程的思考——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

90年的奋斗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实践中的思想创新是在应对困难与挫折中逐步形成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新时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社会主义的信念,进行理论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国危机应对机制的优势与不足

在抗击"非典"等突发性重大危机时,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独特的制度优势:集中统一的决策系统,灵活、统一、高效的行政执行系统,"战斗堡垒"的基层党组织。同时,也暴露出我国条块分割的公共管理体制在应对危机时严重地不适应。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他国经验,从危机意识培育、危机能力训练、危机预案制定、危机管理法制化、危机设施储备上改善危机管理,是中国公共管理需要强化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