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建所20周年

一、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自1980年1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技术经济研究所以来,至今已经历了20年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于1982年由原经济研究所的数量经济研究室、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管理现代化研究室,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共同开始筹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1985年4月20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结束筹备状态,全所共设6个研究室:经济系统分析室、经济模型室、工业技术经济室、国土与农业技术经济室、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室、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室。1994年,工业技术经济室调整为环境技术经济室,国土与农业技术经济室调整为资源技术经济室。自90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组合预测的理论、方法及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结项报告

“组合预测的理论、方法及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课题系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立项的院重大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汪同三研究员和张涛副研究员共同主持完成。课题最终成果为20余万字的专著《组合预测：理论、方法及应用》。课题组主要成员有赵京兴、沈利生、李雪松和李军等。

探索技术进步规律性的一部力作——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科技进步的规律性研究”成果简介

《技术进步规律性研究》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钟学义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科技进步的规律性研究”的最终成果。该课题于2000年立项，2005年结项并通过了评审鉴定。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部分骨干研究人员李平（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张国初、郭树声、

基础设施多重属性建构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是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以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面临新的现实挑战,需要进一步厘清基础设施的内涵和发展规律。在区分基础设施的政策属性、资本属性和产业属性基础上,从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和地方尺度进行分析表明,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塑造空间发展格局具有差异化效应,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无形资本的积累和崛起,带来了区域发展路径的分异和区域发展能力的差距。因此,以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区域间合作方式,以无形资本培育缩小区域间发展能力差距,以多维政策协调统筹空间发展动能。

国外绿水经济发展经验研究

进入新发展阶段,人们对水资源的需求由过去单纯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拓展为美好生活需要的多方面需求。最突出的变化是我国水经济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诞生一批水经济新业态,笔者认为凡是直接或者间接利用“绿水”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就是绿水经济。绿水经济在发达国家发展多年,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形态。梳理选取“绿水+高端农业”“绿水+新型工业”“绿水+旅游”“绿水+健康”四个代表性经济形态,剖析各典型经济形态的具体做法,总结提炼主要经验,并提出我国发展绿水经济的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治理现代化历程及其经济学逻辑

环境治理现代化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环境治理现代化历程可划分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以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三个阶段。在不同时期,环境治理的战略定位、组织架构、政策体系也存在差异,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得以提升和优化,既具有延续性,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蕴含于中国环境治理中的经济思想就是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不同的指导思想和巨大的国情差异,决定了中国环境治理的经济学逻辑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不同。未来,中国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持续不断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继而坚强有力地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大项目经济开发:内涵、功能、作用途径及研究展望

项目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举国体制背景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我国重大能力和优势,办大事就是要做大项目。大项目因为体量大、体系复杂,具有“大设施”“大投资”“大商品”“大服务”“大竞争”“大交易”“大辐射”“大集聚”“大平台”“大开发”“大创新”“高门槛”“大发展”“大影响”等性质,所以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变经济社会结构,而不是像中小项目那样被动地接受既定经济社会结构。大项目开发以管理学和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形成巨大“能”级,具有大发展功能、显著性市场影响功能、治理结构改变功能,主要依托个体、区域、空间、产业、部门,发挥具体作用。需要进一步认识中国特色背景下的大项目经济发展规律,总结管理经验,下一步的研究可从微观市场和宏观调控两方面继续延伸。

新质生产力推动科研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阐释及实践探索

科研服务地方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义。科研机构尤其地方科研机构及有地方特殊科学使命的单位、人员应是地方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地方学术研究的开拓者、地方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在地方执政的坚定支持者。科研服务地方应坚持正确视角、遵循基本原则,议题有地方针对性。当前我国存在着评价体系不利科研为地方服务、地方科研脱离本地实际、地方性科研机构在地方发展或者决策中缺位或者议题不能聚焦于地方发展、地方特色的基础研究不够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统筹国家层面研究和地方层面研究,优化科研布局,合理配置资源,进一步提高科研服务地方的能力。

基于混频动态因子模型的数字经济状态指数构建与预测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经济发展、税收、就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及时了解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对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做出预判,有必要构建刻画数字经济发展状态的数字经济状态指数。本文提出运用混频动态因子模型,从不同频度的数据中提取因子构建月度数字经济状态指数的方法,并运用杭州市季度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和月度数字经济产业营业收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了杭州市月度数字经济状态指数。实证结果表明,所构建的月度数字经济状态指数能很好地刻画数字经济发展状态,且可以为预测季度数字经济状态指数提供有用信息,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展望中国经济发展形势

全国两会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观察中国、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学习宣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重要政治任务。为更好地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现结合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进行分析与展望。

经济学如何构建新质生产力研究体系(上)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技术-经济”现象。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最适合解释新质生产力的,就是技术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作为我国独创的、专门研究技术-经济关系的学科,需要适应新形势要求,创新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论体系。本文从技术经济学,特别是数字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角度,研究将新质生产力加以体系化,需要对现有研究体系、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进行哪些创新调整。

经济学如何构建新质生产力研究体系(下)

二、数字技术经济学如何将新质生产力体系化(一)数字技术经济学在技术经济学中的学科定位1.技术经济学中的特别技术:ICT的经济性不同所在(1)技术经济学中的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经济学与一般技术经济学的第一个重大不同,在于突出信息技术不同于工业技术的技术特性。姜奇平在《数字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卷》一书中承诺要在《数字经济学:技术经济卷》中,说明“技术上的新与经济上的新是什么关系”[1]。与一般的技术经济学不同,数字技术经济学要分别说明主要的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之间的技术经济关系。

ChatGPT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ChatGPT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将深刻地影响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本文分析了ChatGPT在人工智能产业、劳动力与就业、教育以及科学研究和科技伦理等多个领域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研究认为,ChatGPT加速了生成式AI布局、劳动力市场结构演进和教育体系重塑,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科技与学术伦理、价值渗透、信息泄露等问题。此外,ChatGPT也存在着潜在威胁,其快速产业应用或将给传统产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调整成本,相应的认知污染可能会引发知识和价值观偏差。为充分利用好ChatGPT带来的发展红利,加速各种应用场景落地,并防范其可能引发诸多冲击和风险,本文最后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新范式(中)

二、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中的科技与生产力范式中国式现代化为经济以及经济中注入的新范式内容,首推生产力概念。西方现代经济学在指导西方式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重大缺失,是在范式层没有生产力概念。例如,只有中国有技术经济学,西方没有技术经济学;在标准教材中,中国有生产力概念与范式,西方却没有生产力概念(不作为范式的技术,只在局部理论如生产函数中出现)与范式(仅在非主流的历史主义学派如李斯特经济学中存在)。

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新范式(下)

四、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新质范式按照管益忻的理解,新质生产力主要包括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专精特新”产品产业业态,传统产业仍处在中低端科技水平的关键技术业态、独角兽原创部分。发展新质生产力,突破口和主要方向当然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既要避免保护过剩产能的供给侧结构劣化倾向,也要防止弱化传统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取向。

数据空间结构:基于社会科学场论框架的理论抽象(上)

数据空间是继信息空间(以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为代表)之后的第二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中国工程院提出基于数据场的数据空间概念,这是数据基础设施、数据经济(数据产业化)和产业数据化的高度理论抽象。数据场本是一个来自物理学的概念,用物理学的场论来概括解释数据的空间特征。当把数据场的概念从技术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成为数据要素场(流通基础设施)后,如何理解与把握数据空间作为物理的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结合,需要理论创新。本文试图将“社会科学中的场论”的研究框架,用于数据空间的解释,重点为数据空间技术体系提供一种前后一致的功能性解释。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中国绿色创新能力评价——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绿色技术创新辐射力和绿色创新制度支撑力的“三力”评价体系研究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加快提升绿色创新能力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绿色创新兼具绿色技术和绿色制度创新的双重内涵,为绿色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技术支撑与制度保障,深刻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属性。论文创新构建了一个包含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绿色技术创新辐射力、绿色创新制度支撑力等在内的中国绿色创新能力“三力”评价体系,并选择中国2006—2021年的绿色专利头部百城开展特征分析。研究发现,各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普遍提升,绿色创新指数呈现从“中心—外围”向均衡发展格局演变趋势。主要构成指标呈现一些典型特征,如创新结构的绿色化转型深入推进,绿色创新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等。最后,从提升绿色技术研发投入水平、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构建绿色技术协同创新机制、积极培育绿色技术交易市场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对非洲境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相互影响研究

在过去20年中,中国与非洲的进出口贸易及中国对非洲的境外直接投资(ODI)快速增长,2003—2022年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5.4%和27.1%。一些文献对中国在非洲ODI的驱动因素,以及中非经贸关系的不断加强对非洲国家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本文运用2003—2021年中国在非洲ODI存量最大的20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研究ODI的决定因素以及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并对其他影响ODI的因素,如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社会治理水平,以及是否与ODI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等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总体和长期看,东道国经济增长是中国对非洲ODI的主要驱动因素,同时社会治理水平高、与ODI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国家能吸引到更多的ODI,自然资源禀赋对ODI的影响不显著。中国ODI对部分东道国经济有长期或短期的正向促进作用。本文还对未来中国对非洲ODI的走势进行了分析。

数据空间结构:基于社会科学场论框架的理论抽象(下)

1.数据空间技术体系的基本解释框架数据空间的技术体系,由未来网络、算力网、数据要素场和内生安全四大技术构成。四大技术又自成体系,可以用场论对这一技术体系进行贯通性解释,参考框架如图1所示。这个解释框架的特点,是从各自技术相互独立的横向解释,转化为场域的纵向解释。纵向解释分状态(粒子性)、生成(波动性)和场域(波粒二象性的活动)三个维度进行。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与地区技术创新——基于目标承诺视角

在“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下,如何通过经济增长目标系统管理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地区创新活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结合全国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和城市创新指数,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目标调整对地区创新的影响取决于地方政府目标承诺情况。在高目标承诺下,经济增长目标调整有利于提升地区创新水平;而低目标承诺将使得目标调整对地区创新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基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三元框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当目标非理性上调、在地区内相对排位较高且地方政府追逐“层层加码”时,低目标承诺下的目标调整对地区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同时高目标承诺下经济增长目标调整的创新效应受到相对挤出。因此,地方政府不仅需要根据“稳增长”目标进行经济增长目标适调微调,更应确保经济增长目标符合地方经济资源禀赋,消除经济发展短期导向,稳定辖区内企业创新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