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解魅与反抗虚无——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稀方研究员

一、关于翻译与翻译文学研究问题 张宝林（以下简称张）：赵老师，您好!我受《甘肃社会科学》主编胡政平先生的委托，利用这次来社科院文学所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对您做一次学术专访。您近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港台华文文学、当代理论和翻译文学这三个领域。在《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一书的“后记”中，您曾写道：“前两个领域的著作较有反响，独有翻译研究应者寥寥”。

以阅读开启想象，以阅读滋养心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园先生访谈

2010年5月24日，赵园先生应语文出版社之邀．就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化等问题作演讲。这个话题不属于赵园先生的专业范围，她所致力的专业领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明末清初思想史研究。但赵目先生认为，关注文化，关注文化产业并阐述自己的真实看法．是一个人文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她关心教育，2009年“两会”期间，作为政协委员的她就曾经呼吁，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首在发展教育，改善办学条件。

文学发展的逻辑——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陆建德

刘遗伦（本刊记者,以下简称＂刘＂）：我们知道,文学有教化、益智、娱乐等功能,是其它文化形态不可比拟、不可替代的。在您看来,文学在文化建设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陆建德（以下简称＂陆＂）：首先谈谈文学的教化功能。文学是讲故事的,有具体的内容。以＂诗＂这种文学形态为例,它有赋比兴,如《诗经》,它往往有具体的场景。《诗经》对人的教育,并不是直接说你要做好人,它教给你一种风度,即温文敦厚,这是中国诗教的特点。

对想像力和理性的考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座谈《山海经》研究

《山海经》号称“千古第一奇书”,阅读、研究极难,近期出现了一些探索性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邀请部分作者和专家就此进行座谈。大家认为,《山海经》研究必须是跨文化、超学科和全方位的,其中神话的研究尤其挑战着我们的学识与想像力,既不能纯凭“理性”也不能抛弃“理性”。“神话—政治地理学”的推定符合“祭政合一”时代的特征,目前不失为一种工作假设。对其“文义”、神话形象或传说人物“母型”的考据、图文关系的分析,都很有必要。《古月令图》的假说,尤其新颖可喜。大家还认为,“本土化”或“乡土文化”研究是有意义的,但不能陷入狭隘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而要有“全球化”的眼光和“总体文化”的视野。

新世纪中国文论回顾:问题与模式——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圣元研究员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研究以理论创新的姿态,在转型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话题和争论,它有效地推动、深化着学科建设的进程,并在相关学科以及社会文化领域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审美现代性、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媒介文化及其后果、文论转型与文学史理论建构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为新世纪文论研究在思想和知识两方面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同时也为我们总结和反思新世纪文论十年发展历程提供了若干作业面。这些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新世纪文论命题是对新时代敏锐的理论回应,跨越和融合成为其突出特征,新世纪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也必将在此一过程中形成。

唐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理解唐弢的学术思路和学科贡献,应该将其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一平台上加以考量。文学研究所自成立之日,便与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在人文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了高校无可企及的作用;而在学术思路上,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郑振铎实际为该机构的文学史实践和对资料项目的热情奠定了基调。唐弢进入文学研究所,意味着重史料、重文献,同时兼重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方式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得以贯彻。唐弢对于一手文献的重视,对社团流派研究的推崇,对于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者通过文学史集体项目和20世纪80年代的大型资料项目,成为更年轻一代研究者的必修课;后者则是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话语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陆建德先生访谈

在陆建德研究员看来,文学对于推进现代化进程有重要意义,包括外国文学在内的多元文化借鉴价值极大。其中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和可鉴价值同样不容否认。在文学批评领域,伦理关怀是始终存在的,历史语境是必须牢记的,意识形态的隐性影响亦是无处不在的;文学之"内外划分"也许过于简单,"文学自律"有时过于突出,文学应该对自己有所约束并最终超越自我。陆建德研究院特别强调,不存在"纯文学"的理论。

中国民间文学研究2022年度报告

2022年的民间文学研究在既定的学术轨道上稳健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民间文学的基础理论、各体裁研究进行积极探索,并在不少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相关研究也积极回应了时代的需求,形成一系列扎根中国本土、具有发展潜力的重点和热点议题。同时,也存在着研究的“内卷化”、问题意识不够明确、理论深度不够等问题。有必要明确民间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推动跨学科协作,加大对原创性学术观点的讨论与阐释,在开放的、对话的环境中建设民间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筚路蓝缕 砥砺前行——张炯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在人才荟萃、群英竞雄的当代文学领域,张炯是有着多重标识的传奇性人物。他在解放前夕还是中学生时就参加了革命,上山打过游击,随后正式参军,到北京大学求学时即有退伍军人的骄人经历。他的文学耕耘,既涉及创作中的小说、散文与诗歌等多种门类,更涉及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文学史著述等多个方面,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

古籍数字化、数字人文与古代文学研究——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永晓教授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古籍数字化建设已经有30余年的发展历史。一方面,随着科技,如OCR、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的进一步发展,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已渐成规模;另一方面,全球视野下数字人文研究趋势正在兴起,技术驱动研究、数据驱动研究已成为人文学科发展的一个方向。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充分利用古籍数字化的各方面成果,适时调整研究思路,改变研究方法,是我们进一步开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史——一个基于1980年代以来人文思想背景的梳理

“当代文学”在中国内地的不同语境中包含了多重的涵义。在描述性的语境中,它统称“当下”正在进行中的文学实践(包括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由于时间的无限直线向前发展,“当下”具有无穷向下延伸的趋势。至今为止,尽管统称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已有70余年的历史,时长已超过“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1949年的“30年”)一倍多,但至今没有截断或重新分期的努力,1这使得“当代文学”的“当代”内含在无限延展的同时,内容极为庞杂,内部充满抵牾、断裂甚至反转.

从作品本体到存在本体——论网络文学研究的四个层面

网络文学有四个重要特性,即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作品本体形式和文学性,独特的互联网新媒介特性,新的社会文化特性,以及与人类生存的数字化、信息化的同步性。这四个重要特性,也决定了网络文学研究的四个层面,即作品/文学层面、媒介与传播层面、社会文化层面、人类生存(哲学)层面。四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复杂而丰富的网络文学研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层面相互关联、相互支持,共同推动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推进和网络文学的创新发展。

传统与现代: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笔谈)

内容提要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对传统的不同流脉都有所择取、有所承传，这种择取和承传，都经过新文学理论批评家的再创造；外来的文学理论批评，传入中国后也可以转化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是否重视传统与爱国与否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发展文学理论批评，应该立足于创造。２“五四”文学革命对于汉民族语言转变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起点，在近代西方文学照耀下开始自己创作道路的新文学作者，并没有割断与民族文学传统、包括文言汉语的联系，尽管新文学倡导者将语言转换视为文学革命的重要环节，但在重视语言样式（文言或是白话）的同时，也掺入了对语言艺术的轻慢。３所谓反传统，其实质是反对当前的传统，或者说是反对传统在当前的表现，反对传统的流弊，而继承真正的传统；“五四”新文学引发的论争，不是启蒙与学术之争，也不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与守成、整体主义之争，而是一场思想斗争，是思想家与专门家之争，是学术要推进时代还是要倒退时代之争。４对今天的学者而言，实现新文化的“创造”必欲深知、真知中国的传统文化，必欲“回到传统”，尤其是“回到古代”；学院学术、学院思想应该以民间学术、民间思想作为自己的基础和后盾，?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境界、学术深度和学术广度,开创了中国思想学术史上一个新的时代。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复兴和崛起,为思想学术注入了日益丰厚的物质支持,涵养其底气,增强了一代学人与时俱进的文化自信心;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为崇尚原创的追求,提供了很大的精神空间;第三,这代学者风雨人生,阅历时变,不少人磨炼为睿智的观察者、思想者的素质。应该强调,铸造和养成现代大国的学术文化风范,这是思想文化界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和成就的关键所在。研究国学,旨在为全面振兴的民族传承文化血脉,充实精神元气,开拓原创学理,发掘民族生命力、凝聚力的根源,发放一张与世界进行堂堂正正的文化对话的身份证,在全球化环境中为人类文化多姿多彩的互动提升贡献大智慧。

日常生活史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三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丰厚的文献资源和强大的阐释传统,但也形成了陈陈相因的研究模式和轻视非经典文献的弊端。如何深化传统的文学研究?如何开发利用海量的非经典文献?从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看,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可能会带来一种拓展性。中国古典文学有自身的阐释经验,在产生丰富成果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遮蔽。日常生活史的视角能够拓展传统文学研究,他关注具体人的物质活动和思想活动,试图从"日常琐碎"中发现普遍性的命题,值得学界重视。

40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挖潜与突围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为基础,在不懈探索中寻求建立中国文学体系的转型研究范式。中国文学体系各构成要素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发生了现代性转换,而近代文学学科的特殊价值就在于揭示其转换的成因、轨迹、特点和经验教训。中国文学体系转型始于近代,完成于现代,在传统和现代两种力量作用下,衰变和新变两股潮流成为近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新旧民主主义理论将五四运动作为划分新旧民主主义的分水岭,成了近代文学学科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先天性界碑,但是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跨越五四界碑,进一步引入"民国文学"概念为现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两个学科注入新的活力。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在40年间经历了从泛政治化视角回到文学本身,又从文学本身出发走向文学之外两次重大变革。

发端于自由民主理念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以胡适与康德、杜威的侨易关系为例

如果说侨易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由物质位移之侨带来的精神质变之易,那么,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发生就是一个典型实例。作为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发生起过决定性影响的重要人物之一——胡适,不仅与康德的自由理念、杜威的民主理念发生了侨易,而且这种思想融汇的因缘际会所造成的精神质变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带来了"二元三维"的实践起点和崭新格局。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自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单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验研究,更是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理念引导与规范之下产生的人文研究。尽管这样的"凌云"高度并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领会和发扬光大,但实践民俗学需要返回胡适为我们开启的学科起点而重新出发,从研究理念的逻辑原点上寻求更加明确的实践理性目的和更加丰富、更加具体的理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