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乡村: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起点

近年来,站在中国新闻学百年和中国传播学四十年的新起点,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成为学界共识,那么,如何重构?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研究者们在学理层面的推断,还是20世纪的历史经验,都指向了社会主义与乡村,以之为起点,可以打开中国新闻传播学新的学术想象。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新闻传播高质量发展进路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生产力。应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与要素特征,结合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在体制机制创新、内容质量提升、智媒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强化技术驱动、培育智媒人才、构建产业生态指导新闻传播领域的发展实践,以新质生产力推进新闻传播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早期传播中的知识偏向——《新莱茵报》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考证

现实社会的构建,是通过知识的产生、采集、筛选、分析、分类、传播直至应用完成的,这是一整套漫长而复杂的运行系统。涉及社会各知识阶层进行知识的表达,新旧权威机构进行知识的认定,市场与大众媒介进行知识的传播,读者及上述各个方面最终对知识的获取和认同。不论哪一个环节有了偏差,都会影响到知识的现实建构。《新莱茵报》伴随着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学说一起传入中国,却因为各种理论和现实的原因,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导致其在传播中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到马克思及马克思学说面向的完整性。

“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国际传播战略:转型与局限——基于美国政府媒体的国际传播政策解析

伴随着百年大变局的世界格局演进和网络数字媒体引发的传播生态“剧变”,国际传播场域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竞相争夺的战略制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传统国际传播格局“霸主”的美国,近年来不断调整和升级国际传播战略,加大对中国的传播力度。2018年,美国政府整合升级国际传播媒体管理机构为全球媒体总署,2022年发布的新的五年战略规划中明确将中国视为主要“敌手”,进一步强化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国际传播战略。百年大变局,我们需要全面深入了解美国对我国的国际传播战略,辩证分析其局限并积极应对,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

国际传播视域下“中国旅行”火爆的原因与启示

随着我国推出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游的外国游客人次激增,“China Travel(中国旅行)”视频成为许多海外博主的“流量密码”。当前,全球信息传播秩序中官方国际舆论场的结构性导致中国国际形象被污名化,见证了中国真实情况的外国游客纷纷在短视频中驳斥西方错误叙事。同时,全球信息传播秩序中民间国际舆论场的贴近性是“中国旅行”视频爆火的重要原因。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既要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又要调适、完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农村俱乐部: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盲点

关于农村俱乐部的研究,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读报组的历史考察——以关中地区为例》和《再谈农村俱乐部:农民的文化主体性与农村文艺的组织化》两篇文章中已经有所讨论,但前者是以农村读报组为切入点,没有从新闻传播史的视角对农村俱乐部进行整体性的描述;而后者更多是从农村文艺的角度进行讨论,缺乏新闻传播的学科关照。在后续的阅读和思考中,我越发意识到农村俱乐部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盲点。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发展(二)

本文以1958年《中央关于目前生产大跃进宣传报道中注意事项的通知》、196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以及1974年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提出及其对党的对外宣传政策的影响为研究案例,分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发展。

群众新闻路线: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的启示

近年来,中国特色新闻学取得长足的发展,但也呈现出不少问题。学者们纷纷提出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如何重构?研究发现,群众新闻路线是破解当前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发展困局的一个可取的、替代性重要的思路。群众新闻路线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新闻史的遵循,而且也对当代的参与式新闻、社区新闻学、用户新闻学等具有解释力,还能与专业主义的新闻观念、新闻话语构成对话关系。群众新闻路线除了要求新闻工作者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工作原则进行新闻生产与传播外,至少还呈现出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群众参与新闻实践,二是新闻参与社会治理。

从“自在”到“自为” 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基石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目前,我国的国际传播虽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与鲜活经验中取得一些成果,但更多是以中国的在地性经验去注解和印证西方国际传播理论,而我们自身的国际传播大量借鉴外来概念与体系,建立在西方国际传播基础之上,由于外来理论的普遍性无法应对中国场景的特殊性,导致其对新时代涌现出丰富多彩的国际传播实践的学术解释力和引领力不足。因此,我国国际传播的历史使命在于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基石的自主知识体系,从而使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从潜在的“自在”存在到超越自身的“自为”存在,以更大的底气科学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使命任务

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中国实践、面向人类发展,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指明新方向、提出新要求。通过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演进与时代意义的梳理与分析,立足中国新闻出版事业,提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需要在宣传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科技与文化融合创新、推动文明交流、建构学术话语与人才培养等方面,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和任务。

微视角·微记录:“他”视野中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以《追梦中国》为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播出的《追梦中国》为每集5分钟左右的微纪录片,共20集。该纪录片通过20位来自异国他乡的追梦人讲述自己在中国的追梦经历,利用微视角,展现平凡人对梦想的理解和追求,将主人公的梦想与中国梦相融合。影片从一个个鲜活的在华外国人的故事和视野中,更多元、立体地展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追梦中国》从叙事策略、国家形象建构、传播范式这三个方面展现了以国家为主题的微纪录片的创新制作。

科学家精神的具象化传播:叙事体系、媒体矩阵与互动机制

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走向具象化传播的趋势下,科学家精神在全媒体传播生态中仍存在传播范围有限、针对性与传播力不强的现实困境。因此,科学家精神传播的跨媒介叙事体系应当建立“元叙事体系搭建—跨媒介传播调试—自互动参与机制”的科学家精神传播路线,搭建有效的叙事框架,建立起跨媒介、多模态的科学家精神传播渠道,构建科学家精神传承与传播的互动参与机制,将叙事体系、媒体矩阵、互动机制有机结合,以达到对科学家精神更为精准和有效的传播。

科学家精神的分层传播策略

科学家精神的传播和塑造需要多元主体参与,以产生协同效应。科学家精神传播的受众也是多元化的,由于不同受众追求不同的传播效果,需要构建分层传播和协同推进机制。基于科学家精神形成的生命周期,科学家精神传播的PESI模型得以提出,它分别针对社会大众、教育系统、科学共同体和产业系统,明确了传播和塑造科学家精神的任务、方式和预期效果,通过“五不一有”原则构建科学家精神塑造与传播的协同推进机制,从科学家精神的传承体系、培育体系、传播体系和转化体系四个方面建立了科学家精神分层传播矩阵,由此形成了科学家精神分层传播的策略体系,它可为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创新叙事思路——以2018—2022年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作品为例

中国新闻奖是传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评价社会文化认同的主要表达平台之一。本文对2018-2022年五年的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获奖作品展开分析,可以看出,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国际传播叙事发生了创新性转变。获奖国际传播作品采取部分让渡叙述主体主动权、融合内容助力叙事方式创新、故事化叙事优化叙事风格以及共情叙事更新叙事策略等方式,创新了叙事思路。

新闻传播学历史使命与自主知识体系特征

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详细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方法与实践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方面的现代化,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支撑学科之一的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也诞生了新的历史使命,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中也被赋予了新的特征。

讲好中国科学文化故事:科技传播的对外话语与叙事逻辑

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和中美科技紧张的局势下,全球科技话语呈现竞争性格局,我国要构建一种有力的对外话语和战略叙事体系。立足于竞争性格局下的对外科技话语的实践定位,从对外内容的叙事短板、“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优势、官方多元叙事供给不足三方面对讲好中国科学文化故事的挑战进行分析,不难得出对策是建构以叙事符号、叙事结构、叙事语态“三位一体”的叙事体系,综合运用多种叙事策略,有理、有力、有节地讲好中国科学文化故事。

建设性舆论监督: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向--以第32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获奖作品为例

建设性舆论监督是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第32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获奖作品聚焦社会治理、促进多方参与、融入情感连接、凸显未来视野,展现出建设性舆论监督的特点和趋向。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主流媒体应当把建设性舆论监督置于治理语境与融合发展中去思考和实践,从明确善治目标、强化治理行动者意识、场景适配等方面寻求操作突破。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探索与未来走向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中国传媒人的使命和担当,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向。21世纪以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进行了持续改革,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条“校”“媒”双赢的道路。该文基于文献和案例进行分析,试图在归纳总结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探索模式的基础上,分析其面临的内部危机和外部环境,以系统论的视角预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未来走向,为深化改革创新提供指引和借鉴。研究认为,未来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逐步压缩中间状态的传统大众化新闻教育,而着力发展两极的专业精英新闻教育和大众新闻素养教育。

守正创新 融通中外 根植实践 引领时代——植根中国实践40年中国传播学面向未来再出发

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就曾介绍和翻译过海外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新思潮、新研究,但当时的活动多是自发的、零星的,而中国新闻学界跟西方传播学者进行的第一次正式交流和直接对话是在1982年4月至5月。在这期间,美国传播学代表人物之一施拉姆在他学生的陪同下访问中国,并在人民日报社主楼顶层的大礼堂做了一次与传播学相关的学术报告,参加报告会的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时称新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部分高校教师。

后真相时代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基于《新闻记者》评选的虚假国际新闻的内容分析(2001—2020)

在后真相时代,中国媒体只有高效识别并科学预防虚假国际新闻的生产与传播,才能建设可信的国际传播能力。对2001—2020年《新闻记者》评选的虚假国际新闻进行内容分析,我们发现纸媒、网络媒体是虚假国际新闻的主要刊播载体,其稿件主要来源于责任媒体的自采和编译,直接原因在于引用了不真实、不平衡的消息,根本原因在于记者采访不细、编辑核查不严。本文最后认为,我们需要提升记者和编辑的新闻伦理和专业素质,培育广大受众的新闻素养和把关意识,优化包括事实核查机制和纠错处罚规范在内的传播生态,从而提升媒体公信力,促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