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几点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张继焦访谈

最近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热烈讨论和中国各级政府官员的广泛关注。在此情况下,张继焦教授于2014年和2015年先后创新性地提出了"伞式社会"与"蜂窝式社会"这样一对新的概念,用于分析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此为近年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术亮点之一。通过这个专访,我们试图了解张教授提出这对概念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思考过程等,最后,一起探讨了"桥式社会"的适用性。

探寻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孟慧英教授访谈

孟盛彬：孟老师您刚从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考察萨满仪式回到北京，就能安排时间来接受采访，非常感谢!您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机构从事萨满文化的研究教学工作，出版有十余部研究萨满文化的著作，论文百余篇，可谓成果丰硕、著作等身，成为后辈晚学的楷模。下面请您简单回顾一下您的治学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革命文物及其价值

革命文物的征集、收藏、保护和利用历来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要做好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首先要摸清家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革命文物主要源于20世纪50—60年代民族调查工作,集中反映了我国民族地区的革命历史。民族所藏革命文物计有实物69种、121套件,文献22种。民族所藏革命文献集中反映了近代我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调查组在夏合勒克乡征集的各类钱币,一方面集中反映了近代沙俄、军阀势力对近代新疆西南部地区的经济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我们关于封建庄园制度、维吾尔族社会发展史的认识。民族所藏革命文物是民族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调查为革命文物的征集、收藏和保护做出了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注译”：探究纳西民族思想和文化的结晶

“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注译”于2008年7月获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该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孙伯君研究员主持，黄行、孙宏开、聂鸿音等国内知名的汉藏语、文献学研究专家参加课题研究，同时联合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拟在三年内整理出版哈佛燕京学社所藏全部纳西东巴经书。

知识网络视角下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演进

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在结构与建构、个体与群体、学术与学科的交互中形成了多维度的知识网络。海外民族志知识网络的生成嵌入具体的时空语境,与中国在世界角色地位的演变相伴,具有自觉的学术理念、规范的方法论本位和开放的研究视野,汇聚多领域、多地区知识生产的主客体和内容要素,呈现出较强的社群性、递进性和自反性特征。研究者的能动性实践及群际间互动推动海外民族志的迭代更新,增强海外民族志知识网络的韧性,既映射全球知识生产和消费机制的变迁,也契合中国人类学与国内相邻学科以及国际人类学的互促发展。面对知识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以及中国学科调整的新机遇,海外民族志研究者应进一步丰富个案研究的层次和内涵,强化学术实践与知识呈现的网络构建,注重提炼和运用关键概念,依托海外社会经验研究的知识升维,拓展交流对话的广度和深度,发挥人类学公共知识产品在提升国民素养、服务多元主体和促进文明互鉴等方面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项“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持续开展调研

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重大专项“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盈江调查组（以下简称调研组）成员为：曾少聪、王剑峰、杜倩萍、张军、刘丽、韩雪、李巨涛、吴瑛、刘家军、吴英杰、张莉曼，曾少聪担任调研组组长，王剑峰担任调研组副组长。

人类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从原型描述到转型剖析

在新一轮全球知识生产的涌动中,中国人类学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上,既面临着传统研究取向的挑战,也拥有着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建设自身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历史性机遇。在社会整体转型与文化变迁的今日,早期人类学基于前现代简单社会与本质主义的“原型”研究范式已难以解释当前现代性、复杂性与网链性交叉其中的复杂社会与组织。中国人类学需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方面做出学科的内部变革,从追溯原型、探究简单社会到理解转型、剖析复杂社会,进而建立起对现代社会、复杂社会与复杂组织的新研究方向。

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

自费孝通2005年辞世之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似乎进入了一个没有大师引领的时代。虽然2009年举办了一场世界性学术盛会,但是,学科发展出现了严重的理论危机。因理论创新不足,这些年几乎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学术突破。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到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不但标志着"结构—功能论"正在从古典研究范式发展成为新古典研究范式,而且导致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重大转变。通过观察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与思考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提出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两个新概念,进一步夯实了"社会结构转型"研究范式。人类学民族学正在形成的新型研究范式——"社会结构转型",既有本土特色又与西方学术接轨,有利于更好地叙述中国故事,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学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是中国学者应有的追求。

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五轮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张继焦教授访谈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近160年间,中国经历了五轮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五轮转型。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界线:之前的89年时间里,发生了第一、第二轮的两个轮次转型;之后的68年时间里,发生了第三、第四的两个轮次转型;第五轮的转型正在进行之中。我们的初步结论为,中国的五轮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是互补和递进的,这离不开"结构遗产"的作用;中国的五轮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都是以政府为主,由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共同推动的结果;中国的五轮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是一个由被动到主动再到积极引领全球化的过程。

都市人类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城市学派”——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都市人类学委员会主席张继焦教授

都市人类学于1989年从西方引进中国,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学者已形成了自己的新理论与新方法。通过梳理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历程及理论成果,在对城市民族工作、民族地区新一轮城镇化等方面的探讨中,提出了人类学民族学的"城市学派"。之所以将都市人类学称为"城市学派",是因为其研究范式突破了人类学民族学的传统范式,走出了传统村落,走向了城市复杂社会研究。都市人类学以四元论取代二元论,运用基于"蜂窝式社会"和"伞式社会"这一对新概念的新结构主义,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或三化(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山野研究与走出山野——对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反思

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一直是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研究传统是有其国外的学术传承渊源与国内社会历史背景的。二战后，尤其６０年代以来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在反省“欧美中心主义”传统的同时一改过去只对非西方社会文化进行研究的传统，大量开展了对自己社会文化的研究。面对我国正发生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应打破过去只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传统束缚而将汉族社会文化纳入自己主要的研究界域中来。

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人类学研究——庄孔韶《银翅》笔谈

《银翅》是庄孔韶“不浪费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生成之作,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新成果,是中国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先行之品;《银翅》在内容和方法上拓展了《金翼》,是对《金翅》的传承和突破;《银翅》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度描述和国外相关研究的回应,是人类学社会史研究的补白,它的本土研究理论和对人类学表述方法的创 新等,是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贡献。

民族学、人类学相关理论与民国新疆社会研究

边疆研究是民族学、人类学应用研究的重要领域和内容。民族学的边政研究,对于新疆历史、文化、社会的考察,具有直接的场域和方法论意义,后者则将拓充前者的具体理论和内涵。民国时期的边疆考察对于现当代的边政研究,有着最直接的借鉴意义。

工商人类学理论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研究--基于民族地区社会扶贫的实证研究

人类学在工商管理领域的应用,自20世纪20年代即已从西方开始,时至今朝恰逢百年之际。工商人类学(Business Anthropology)是将人类学范畴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工商管理实践工作中的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它补充了传统人类学的四大领域——文化人类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是第五个领域的应用人类学。本文首先分析了民族地区贫困的自然原因与文化成因,并指出了民族地区精准脱贫依赖的地区特色禀赋和文化资源。其次,论及精准扶贫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尤其是企业的利润追求本质与社会责任承担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广泛参与式扶贫显得尤为重要,工商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在此处凸显。再次,指出工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主要在于引导企业参与社会扶贫,有助于推动相关部门采取积极的事前政策干预,增强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性、减少政策成本,能够为消减贫困地区贫困、推动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智力支持。

庄孔韶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之一:文化生态、科学模式质疑与感知历史

庄孔韶延承林耀华,扩展了文化相对主义为原则的族体制度与生态研究、美国的历史与文化理论、英国的社区方法以及教育的人类学领域,并与后结构主义一同形成了自己"不浪费的人类学"、汉人乡村人类学等实践主张、风格与脉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特色民族学“三大体系”建设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重要使命,其关键在于坚持国家立场,树立大局意识。首先,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重新定位民族学,提升学科的整合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民族研究双重转型契机,拓展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在民族学中国学派创建中打造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的第五大传统。其次,学术体系建设方面,以“国家—民族”关系为核心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以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为指引,夯实其学理基础;以跨学科和新技术为动力,推动其研究方法的创新。最后,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紧紧围绕“四个自信”,用中国概念讲好中国故事,建构起具有本土智慧的民族学话语体系,提升其国际话语权。

“中国少数民族构建”议题的讨论及启示——基于少数民族相关研究的考察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形成,国内外学界主要存在“构建”与“原生”之争。国内有学者进行了“第三种”阐释,并体现出多学科的差异。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少数民族的“构建性”,“族类群体”在近代以来的“转换再造”是对西方构建论“凭空杜撰少数民族”和国内学界传统认知中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就有”的超越和发展。承认少数民族的构建性不是要否定少数民族的族类历史,而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民族结构、民族格局的现代演变和生成过程,学会用动态的思维理解民族现象,进而更好地落实当前所开展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人类学人观视角下四川农区藏族生态观探究

人观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性命题,其核心是关于一个民族对“人”的基本看法,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宇宙观、时空观、自然观的基础。人类学的人观研究能够为理解藏族生态观提供理论洞见。基于四川农区藏族的田野调查表明,藏族观念世界中自我与他者的多重关系,呈现了其整体生活中的人观以及藏族生态观的本质。三界宇宙论对人、神、物整体关系的处理以及藏传佛教的因果论、转世观使人们能够跳出自我,关照多重他者,使人们能够在由人、万物、神灵等构成的宇宙整体中,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生命。“生命”是“生态”本身所应具有的本质意涵。对藏族生态观的研究,应沉潜到生命的本体意义,形成涵括多重主体的德性、世界想象、宇宙论等在内的综合思考。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见证与重要财富,许多学科都对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文化人类学对文化遗产开展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注重整体性。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新古典学派”。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体现出中国学术的原创性。依据文化遗产所处的整体社会情境来看,这些研究分别讨论了城市复兴、县域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区域社会这五种情境下的文化遗产。在未来的文化遗产研究中,可以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化遗产在“传统-现代”转型中的具体实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