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人类学的创新视角:老字号的研究现状、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文章从企业人类学的创新视角,描述了我国老字号的发展现状,介绍了企业人类学对老字号创新的调查研究进展,阐述了老字号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老字号研究的现实意义。经过几年的探索,企业人类学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新性研究视角,正在创立一套研究老字号的学术体系。

企业人类学:近年最新学术成果和研究进展

冠以企业人类学之名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正式发表于2009年、第一本英文著作正式发表于2011年。相应地,其各类学术成果不断推出。2009年至今,企业人类学研究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展开,研究者及其研究对象涉及26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世界各国各地学者的共同努力,国内外正式出版了中英文各类论著共13部以及一系列研究论文,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作为一门世界性前沿学科,它在中国和国际的学术影响力日益增强,其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对一些领域的探讨逐步深化和系统化。但我们也应认识到,企业人类学还有一些领域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加强。

苗族的文化转型：一种关于民族文化变迁的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访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副会长张继焦研究员

针对凯里市苗族文化转型的影像志案例,提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古典"结构-功能论"的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认为文化转型的理论意义在于文化产生了新的功能和结构;对"地方性知识"分析法进行了补充,提出了"新知识"的分析方法;用"伞式社会""蜂窝社会"这对概念解释苗族文化转型的发展动力和基础。

企业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

有美国人类学家认为,城市化、工业化等不是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其实,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费孝通先生约70多年前已探讨过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市场化等问题,30多年前探讨过中国的城镇化,可见,中国人类学具有研究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学术传统。目前,我国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正在推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发生一系列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从农牧业转为工商业、从农村社会转为都市社会等,这些都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议题,企业人类学则为这些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藏中文古地图述略

近年来，古地图因为其形象化地表达各类历史信息，日益受到研究者重视。国内外诸多藏图机构的古地图目录已经做了整理和刊布，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舆图要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以及《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等，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功莫大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三个维度

文章基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三个维度:“民族-民族”关系视角、“民族-国家”理论视角和“国家-民族”理论视角。三个维度各有其特定的内涵和要求,且彼此联系,相辅相成,显示了以“56个民族-中华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不同研究层次:基础层次的民族关系发展;中间层次的中华民族构建;目标层次的现代国家治理,三者共同构成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性认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持续推进并走向完善,提供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较早讲授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教材——师生俩共读容先生的《人类学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容观瓊先生作为国内人类学复办后最早教授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老师之一,曾为莘莘学子传道授业解惑,其代表作《人类学方法论》被誉为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经典著作。为纪念容老先生,本文通过师生共同研读《人类学方法论》的方式,重新回顾了人类学的经典理论流派及研究方法,并结合所做田野调查进行思考与探讨。容先生对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很强的鉴别力,既批判又有所吸收学习,同时非常重视研究方法的运用,他强调将国外理论与中国的实证研究相结合,为我们做研究开阔了视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企业人类学“四层次分析法”视角下稻香村集团的电子商务发展

本文基于企业人类学理论框架和“四层次分析法”,以稻香村集团各部门员工及董事长的访谈录音资料为基本资料,用田野考察的方法,以互联网电商为切入点来解读网络社会下传统老字号企业稻香村集团的现代转型,研究发现在网络社会的影响下,稻香村集团所处的大结构和小结构层面都发生了变化。从大结构层面观察了企业所在的网络社会和糕点行业,发现网络社会呈现时空压缩、组织去中心化、无边界化和扁平化的趋势,行业呈现行业聚集的特征;从小结构层面观察了企业的电子商务发展阶段和企业业务流程变化,发现稻香村集团的电商发展经历了官网直销、经销商平台销售、平台直营三个阶段,稻香村集团的电商发展加速了企业的业务流程重组进程。通过由外而内对企业所处结构的层层剖析,认为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经历了从由外而内到由内而外、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发展特点。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会推动企业个体内部流程的管理变革,还会重塑整条供应链、行业和商业结构。

政府与老字号企业“伞式”关系研究——以致美斋饭庄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现实中,老字号企业却呈现出"伞式"发展模式,政府和老字号企业之间呈现"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由于在中国社会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清,"伞式"关系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功能,对老字号企业的发展来讲,甚至超越了市场的调节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破除"伞式"关系,政府和老字号企业找准各自的角色定位,使市场回归主体地位。

走出弗里德曼宗族研究困境:从“分离说”到“配套说”

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分离说",表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分离,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现象,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本特征。相较于"分离说",明清时期海南宗族社会的发展状况,体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套和双向互动,可以视为一种"配套说"。"配套说"超越了"分离说"以乡村宗族为主体社会结构的研究范式,将宗族置于不同层级的、与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相匹配的结构体系中去,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也更有效解释中国宗族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由此,对当前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进行以下思考:在人类学研究上,需要重新反思其发展历程,加强向上研究,走出乡村,促进多学科合作研究;在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上,需要走出西方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局限,从中国二元社会的结构特质,理解官方社会与非官方社会的联系与互动对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

经济社会转型中民族地区的职业分化和社会分层:以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为例

在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背景下,欠发达的民族地区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职业分化和社会阶层分化。民族地区的职业分化和社会分层依据"十大阶层理论",以连南县居民所从事的职业类型为基础,以所占有的资源状况为标准,认为:改革开放之前,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点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占绝大多数。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社会发展,一般意义上的职业分化和社会分层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者大量转变为非农劳动者,产业工人阶层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逐渐占到了全县农业人口的大部分,个体工商户阶层正在逐渐增多,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成员也在慢慢成长。在职业分化和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拉大,各个社会阶层还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持续变动的状态。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老字号企业网络销售研究

近些年,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对老字号企业的管理造成巨大冲击,老字号企业已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改进自己的管理模式。很多老字号都在想通过网络销售,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参与供给侧改革的实践。研究显示:"互联网+"并不非常适合传统老字号企业,而"+互联网"才是适合传统老字号企业参与互联网经营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既能较好地保留老字号的传统优势,又可以增强老字号的网上销售渠道。老字号参与供给侧改革,可以通过增强系统运作能力来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即通过在供应链上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可以实现"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等供给侧改革的目标。

中国私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40年

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私营企业发展史。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私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1)初创时期,对社会责任概念认识比较笼统;第二阶段(1992-2002)成长时期,对社会责任概念认识有所深化;第三阶段(2002-2012)提高时期,履行社会责任增多;第四阶段(2012-至今)壮大时期,履行社会责任具备国际眼光。我国私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具有三个主要的特性:民族性、草根性和创新性。到目前为止,一些私营企业在必尽、应尽和愿尽责任的自觉履行方面已经具备大局眼光。

跨国公司在中国履行社会责任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跨国公司在中国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改革开放之前30年,由于历史原因跨国公司无法进入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为受到苏联影响的大型国有企业在履行。改革开放来以来的40年里,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在1978—1992年的初期缓慢发展阶段,其在华所承担的是一些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在1992—2006年的全面快速发展阶段,其在华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突出并且在经济、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均有涉及;在2006年以来的复杂多样发展阶段,其在经济、环境、慈善事业、员工发展、伦理道德等多方面,履行责任的意识总体上是增强的,但由于国情的不同,一些跨国企业在母国与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之间出现了“双重标准”。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履行社会责任不如10年前般突出;反之,我国很多本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

清代新疆英吉沙尔城市形态及内部格局变迁研究

新疆英吉沙尔城的城市形态和内部格局在清代经历了巨大变化。本文将借助汉文史籍、满文档案、西方人游记等资料,就清代英吉沙尔城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空间形态变迁这一前人极少关注的领域,进行图文并用的追述和研究。乾隆统一新疆前,英吉沙尔位于今英吉沙县南部,城市以清真寺为核心,街巷呈放射形分布;统一后,随着清政府军政势力的进入,在乾隆年间于旧城内建造东西向隔墙,以衙署、军营等军政设施为主的镇城居于城北,而城南居住着当地民众,形成了一城两区的特殊城市格局。道光年间,因为张格尔之乱造成镇城北移选址重建,镇城与旧城在地域上实现分离;后经阿古柏之乱,光绪年间在道光镇城基址上重修,并增筑内城。

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以特色小镇为例

近两年,全国掀起了培育和建设特色小镇的热潮。以我国民族八省(自治区)的国家级特色小镇及自治区级省级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参照浙江省特色小镇划分的十大类型,得出国家级特色小镇以民族/历史文化型和特色产业型为主,自治区级省级特色小镇则以特色产业型、民族/历史文化型和生态旅游型为主。与东部相比,民族地区秀美的自然风光、多样的特色产业、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及风土人情都是推进特色小镇发展的重要资源,更能彰显出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具有民族文化和生态旅游的特点。

观察中国市场转型的一个新角度:地方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伞式”关系

从"伞式关系"的视角探讨"市场转型"中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关系,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尽管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市场或市场主体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充当"裁判员"的角色。但是,在"官本位"和属地经济体制下,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关系模式特征依然是原有的"庇护"与"被庇护"的伞式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还重要。如何更科学地认识这种"伞式"关系,既要看到它的现实合理性,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以便进一步优化各项社会资源的配置。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这种"伞式"关系,是一个亟待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政府、老字号企业以及其他相关方面深入思考,探寻有价值的对策。

普通话N1 C2(C#C)协同发音的声学模式

本文以汉语普通话C#C结构的鼻韵尾/n/、/η/和后续辅音(简称N1C2)的协同发音为研究对象,用动态腭位与声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N1C2协同发音的声学模式和成因。研究表明:1)鼻韵尾/n/的发音方法有别于作为声母的鼻音/n/,舌尖的姿态可以指向齿龈,而不必达到。这种高自由度的发音姿态造成音段的高度叠加,产生跨音段的逆向影响.2)N1C2的协同发音属异体协同发音,分别是鼻腔和口腔不同的发音器官,协同发音的模式:/-n/后接舌尖辅音属异体同位(HES),时域上跨音段叠加,跨音段逆向影响;/-n/后接舌根辅音属异体异位(HED),在音段叠加的部份/n/被逆同化为/η/;/η/后接舌尖辅音属异体异位(HED),音段叠加部分舌尖成阻和舌根成阻共存,发生了向/n/的部分逆同化;/-η/后接舌根辅音属异体同位(HES),/-η/的位置更靠后,姿态受限,因此,时域叠加最少,有逆向影响。

中国信仰文化体系的新探索:与杨庆堃和华琛的对话

中国信仰文化体系历来是中外学者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杨庆堃提出的"分散性宗教"与"制度性宗教"理论,以及华琛提出的神明"标准化"概念。基于此,本文认为,杨庆堃和华琛都只看到了中国信仰文化体系的一个侧面,中国信仰文化体系并非只有神灵信仰,而是由神灵信仰与祖先崇拜两部分所构成的;神灵信仰为崇神,祖先崇拜为敬祖,两者彼此共存;多元神灵和祖先祭祀在官方和民间都具有巨大的力量,促进了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沟通。这种信仰文化体系源自古代、留存至今,并且仍旧可以与当代时代变迁相协调,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发挥当代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