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质性研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以人类学应用研究为例

以参与式田野研究和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的人类学研究是质性研究的重要实践。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社会人文学界出现了对"科学"的一种误读,将"科学"研究理解为"量化研究",甚至将"数字"视为科学性的最高表述,将应用研究中有无"数字"表述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由于有些社会人文学者把"数字"当做拜物主义对象,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以质性研究(对社会结构、制度、关系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等的探索)为目标的人类学,在社会人文应用研究中遭到了质疑,也因此又一次被边缘化。作者以人类学为例,从研究经验和人类学学理的角度,就质性研究在当下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和意义做了分析和讨论。

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看“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发展——对鹤年堂、同仁堂的比较研究

一个企业之所以在数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年之后还存活下来,成为了"老字号"企业,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研究课题。从两家医药"中华老字号"企业——鹤年堂、同仁堂来看,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对企业发展有较大的影响。这两家企业与政府存在着不同的"庇护"关系,在各种资源和资金的分配、占有和获取中,鹤年堂远不如同仁堂,导致了两者的发展出现了天壤之别:同仁堂成为了"白天鹅",鹤年堂成为了"丑小鸭"。

第二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纪要

2012年11月9日至10日，第二届亚洲人类学民族学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国民族学学会联合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承办，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民族研究》编辑部协办。

文化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和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云南三个傣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对三个傣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旅游场域"进行分析,比较了三种不同开发模式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旅游场域"中相互作用和相互转换的方式。指出"旅游场域"中的三种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两个重要环节:良好的社区参与、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方案。这是保证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条件。

丰产的文化理性解释——云南诺邓历史上两套丰产仪式之研究

云南诺邓历史上同时存在两套丰产仪式:一套是"接水魂"仪式,以祈求卤水丰旺、井盐丰产;另一套是"舞龙求雨"仪式,以祈求雨水(淡水)丰沛、农耕丰产。从井盐生产的实践理性看,卤水与淡水之间构成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两套丰产仪式的并存看似是相互矛盾的。看似相悖的两套丰产仪式要诉诸文化理性的解释才能得以全面理解。在文化理性的观照下,这两套丰产仪式的共存并不矛盾,它们祈求的是包括自我与邻人在内的"整体丰产"。

加拿大土著民族的汗屋仪式

汗屋仪式是美洲印第安人满足精神需求、治疗身心疾病与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由于殖民统治与同化教育,印第安人所有的传统宗教仪式均被禁止。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土著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汗屋仪式逐渐在美洲流行开来。本文通过在加拿大的城市与农村参与汗屋仪式的亲身经历,结合相关的文献与访谈资料,描述与分析该仪式的内容及社会文化内涵,探索处于社会边缘的土著民族如何通过传统信仰仪式的实践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认同。

“企业和城市发展:并非全是经济的问题”国际会议纪要

2012年12月15—16日，“企业和城市发展：并非全是经济的问题”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国际企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中国都市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协办。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副主任张继焦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研究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黄忠彩先生、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中牧弘允教授、欧亚大学马来西亚校区副校长王琛发博士先后致辞。参会的近三十名代表，分别来自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香港大学、日本天理大学、欧亚大学马来西亚校区、香港树仁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央民族大学、汕头大学、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马来西亚孝恩基金会等十多个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