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研究的重大转变:从借用国外理论到建构中国学派

从影响中国民族研究的四因素:苏维埃民族学派、古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中国本土经验(政府政策与学者探索)出发,基于国外理论与国内发展两个角度,可以发现中国民族研究出现了本土理论转变趋向,不同时期的民族研究特点和理论探索在变化中发展,其中,自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研究领域不断扩张,研究内容日益多元,每个阶段的国外理论引介与本土理论创新,表现出我国逐渐探索适合本国民族发展实情的理论研究历程。按照不同时期的国外影响与本土构建,中国民族研究理论的发展与重大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国外理论引介与本土恢复重建(1978—1990年),本土问题导向与国外理论验证(1990—2000年),创建中国学派与国际影响增强(2000年至今)。

民族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历史变迁与功能重塑——以重庆涪陵白鹤梁石刻为例

白鹤梁石刻是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的一项民族文化遗产。涪陵城市的地理条件与历史积淀是白鹤梁石刻诞生的基础,而白鹤梁石刻的丰收寓意又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留墨,并由此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石刻群及石刻文化。在此过程中,白鹤梁石刻的功能得以不断扩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当地城市文化的发展。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白鹤梁石刻的文化功能逐渐衰退,而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出现和运行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白鹤梁石刻文化功能的转型与重塑,以及涪陵城市文化的发展。本文基于现存的白鹤梁题刻,结合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分析了白鹤梁石刻与当地城市发展的互动,探索民族文化遗产功能转型重塑的政策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21):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国际会议综述

2021年10月23-24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21年):现代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国际会议暨纪念杨堃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采取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承办,中国民族学学会协办。

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和三个意义

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和三个意义回答了"中国人类学能为学科、为中国、为世界作出什么贡献"这一重大问题。在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层次中,具体分析研究是基本的事实分析,所提供的只是整理后的经验材料,往往只能表现出本族、本地意义和部分全国意义;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一部分,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形成一个分支学科或专业研究领域的更深一层的研究;人类学研究的最高层次是对整个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和思考。后两个层次的研究不但能对地方研究起到指导作用,同时也能指向全国意义和国际意义。当下要做大做强中国人类学,学者应扩大研究格局和眼界,树立中国学科的独立意识和自信,构建人类学自身在中国的学术、学科、话语体系,由此为学科、为中国、为世界的学术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工作实践中的重大问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主要有:一是民族工作体制机制的变革,即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看待“国家—民族”关系,坚持国家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二是对各民族间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认识,即在尊重各民族差异性的基础上,以“共同性”为抓手开展民族工作。三是以民族为导向的各类优惠政策的变化,即根据各民族发展实情逐步适当调整与完善民族优惠政策,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推动各类民族具体优惠政策与时俱进。四是民族工作中的重大关系,主要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各民族文化、物质——精神三对关系,并将此注入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导的各类民族工作中,共同促进。

加强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基于宁夏抗击新冠疫情的分析

2021年十月中旬,新冠肺炎再袭我国西北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吴忠市等地连续出现确诊病例。宁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比例高,经济欠发达,疫情防控工作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自治区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群众的通力配合和积极支持下,宁夏七百万群众同心同德、共克时艰,坚决阻断疫情传播的本土链条。在共同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全区各族群众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完善了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途径,强化了“五个认同”意识,对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感染疫情下西方排外主义的发展态势与走向——基于国外文本讨论的海外华人问题评析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是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最大威胁,疫情带来的影响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本土主义复苏的加持下,与新冠感染疫情有关的排外主义加剧了现有的族裔歧视,对全世界的移民与少数族裔群体产生了深远影响。疫情的政治化、标签化使得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受到了污蔑,海外华人则处于这场污名化的风口浪尖。通过考察疫情视角下国外学界开展的海外华人研究,探讨新冠疫情下的排外主义形式,有助于对未来一段时间排外主义的发展趋势进行初步的预测。

基于文化遗产的“结构-功能”变迁,推动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源性可持续发展

时代发展对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丰厚的文化遗产资源,若利用得当并加以创新,完全可以在实现创造转化、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发挥独特的竞争优势,利用文化遗产之力促进城市内源性可持续发展。以广州、中山小榄、洛阳三座历史文化名城中的花卉文化为例,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角度,将文化遗产置于整个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之中进行分析。唯有将文化遗产的发展纳入整个城市发展的脉络之内,使作为一种结构遗产的花卉文化的“结构—功能”变迁与城市的“传统—现代”转型相协调,才能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探索出一条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再论边疆地区的中心化与边缘化——与新清史的对话

本文主要与"新清史"提出的"边缘也是中心"的观点进行对话,基于"文化区"理论和"二元社会结构"理论来分析海南作为边疆地区的牌坊文化,最后得出"从边缘看中心"的观点。通过阐述海南边缘地区与中心文化区的关系,论证双方之间的紧密联系性,从边缘的海南窥见古代大一统社会文化的中心元素,并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再次探讨海南虽身在"边缘"但心向中央的"中心化"倾向,从官方("父爱式""亲戚式"支持关系)与民间(蜂王、工蜂)不同类型的牌坊出发论证海南地区内部的中心化。因而,在古代海南牌坊的建设中,受到"伞式"社会自上而下社会结构的影响,中央和各级政府通过资金投入、官方扶持、地方申报等方式形成了各类"官方"牌坊;而民间在宗族族长、乡绅等的带领下,通过百姓自发的集资合作建造了各类"民间"牌坊。最后得出结论:边疆并不能替换中央,但是我们可以从边缘地区的中心性特点去论证传统的中国社会,并通过多区域、多民族的历史现实去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地方性知识视域下的海南牌坊文化

古代各地建有各种类型的牌坊,在统治者和民间的双重认可下,牌坊取得了"社会性共识"的全国性地位,人们普遍将立牌坊视为一种光宗耀祖的行为。各个地域也相应形成了不同的牌坊内涵及意义,即不同的"地方性知识",海南也是如此。本文主要从三个层次对其进行地方性知识的阐释:第一层主要阐释海南内部眼界中的牌坊,第二层解释他者外部眼界下的牌坊,第三层解释则从更宏观的共同体视角下去阐释海南的牌坊文化。牌坊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因观察视角与社会情境等因素的不同,常常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承载着区域社会群体所赋予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当地人的地方性知识文化体系。

纳苏彝语thu^(33)lu^(33)、ȵe^(21)与mu^(33)词义考释

纳苏彝语thu^(33)lu^(33)本义指“城”,后引申为“宇宙、天下、世界、世间、地球”等多重含义;ȵe^(21)与mu^(33)兼有“天”之意,但二者的本义、引申义以及词义来源各不相同。从ȵe^(21)的词义看,ȵe^(21)本义是由动词“是”,引申为“是的”“对的”“好的”人或事,然后又由“是的、对的、好的人或事”引申为“家谱、祖先、祖灵”,再由“家谱、祖先、祖灵”引申为“天”。mu^(33)“天上、天空”的本义是mu^(21)“高”,由mu^(21)“高”引申为mu^(21)de^(33)即与地平面相比高出来的“高处、高的地方”。在人们看来,肉眼所能看见的最远最高的地方是天,即“天空”。“天空”是人们看来双手难于触及的最高的地方,于是mu^(21)自然由mu^(21)de^(33)“高处或高的地方”引申为比“高处”更高的mu^(33)“天”。彝族先民对mu^(33)的认知似乎要比ȵe^(21)产生的年代要稍晚,但社会历史发展至今,现实中存在的是ȵe^(21)“天”一词的使用功能或范围正逐渐被mu^(33)“天”一词所替代,即作为“天”的ȵe^(21)被作为“天”的mu^(33)所替代的发展趋势。

海南牌坊:一种区隔性的资本

古代牌坊是一种区隔性的资本,它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分化、统治者的理念和一般民众的追求,是一种不同阶级间区隔性的产物。统治阶级所宣传的理念是“建牌坊意味着这里有值得旌表纪念的人”;“农”“工”“商”在自上而下的儒学教化中将建牌坊作为彰显功名、功德、德行的象征。城市往往集中了最多数的牌坊,由此建立起城市与乡村的区隔;各个乡村也向此靠拢,认为有牌坊就意味着是“精英村”,进又将其和其他乡村区隔开来。在区隔性牌坊建造的同时,各类依附于牌坊的资本形式也开始了其间的转化,经济资本作为最基础的形式可以直接继承“有形之门”,建成后的牌坊可以发挥出作为社会、文化资本的“无形之门”的效应;在各类转化之时还孕育出具有极强排他性的象征资本,不断强化的象征资本将牌坊所拥有者、所在地区分隔开来。

企业人类学“四层次分析法”视角下稻香村集团的电子商务发展

本文基于企业人类学理论框架和“四层次分析法”,以稻香村集团各部门员工及董事长的访谈录音资料为基本资料,用田野考察的方法,以互联网电商为切入点来解读网络社会下传统老字号企业稻香村集团的现代转型,研究发现在网络社会的影响下,稻香村集团所处的大结构和小结构层面都发生了变化。从大结构层面观察了企业所在的网络社会和糕点行业,发现网络社会呈现时空压缩、组织去中心化、无边界化和扁平化的趋势,行业呈现行业聚集的特征;从小结构层面观察了企业的电子商务发展阶段和企业业务流程变化,发现稻香村集团的电商发展经历了官网直销、经销商平台销售、平台直营三个阶段,稻香村集团的电商发展加速了企业的业务流程重组进程。通过由外而内对企业所处结构的层层剖析,认为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经历了从由外而内到由内而外、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发展特点。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会推动企业个体内部流程的管理变革,还会重塑整条供应链、行业和商业结构。

保定西夏文经幢《尊胜陀罗尼》的复原与研究

存世的西夏文《佛顶尊胜陀罗尼》可分为纸本和石刻本两类,其中纸本包括黑城出土本、绿城出土本和居延出土本,石刻本包括居庸关石刻本和保定经幢本。本文在对照黑水城纸本《尊胜陀罗尼》的基础上,对保定经幢本进行了复原和解读,并根据不同版本所用西夏文译音字的不同,探讨了保定本与黑水城纸本以及居庸关石刻本的传承关系,希望能为研究元明时期西夏文《尊胜陀罗尼》的传播,乃至西夏后裔在中原从事宗教活动的情况提供参考。

李惠月及元代河西僧人写刊佛经史实再考

元代光明禅师李惠月的名字见于金银字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以及存世《普宁藏》零本的施经题记。文章通过梳理相关题记,联系白云宗刊行和印施《普宁藏》的史实,认为李惠月实为白云宗僧录,于1290年负责印施《普宁藏》的组织工作。他于1291年离开江南,他的去职与桑哥倒台,其党羽杨琏真加被朝廷治罪有关。李惠月用金银字书写《华严经》与其作为白云宗信徒和僧录的信仰背景相契合。该写经是元代大量的金字、金银字、银字写经的典型代表,有助于了解西夏遗民在整理与刊印大藏经中的贡献。

苗语松桃话的to^(44)词被动句研究

根据浸入式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自然语料,发现苗语松桃话的被动义主要是由to^(44)构成的被动句来表达。运用语言类型学的视角来考察苗语松桃话to^(44)词被动句的形式特征、句法特征以及语义类型。此外,也对to^(44)词的语义演变及其多功能性进行了考察,并分析和描写了to^(44)的语法化路径。

对蒙古族游牧生产中的传统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路径分析

蒙古族传统生态观是游牧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是对草原生态环境保护起到重要作用的传统知识和文化,其在历史上的生态价值与社会功能不容忽视。从民族文化研究的视角观之,结合当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需求,如果能够对蒙古族游牧生产中的传统生态观的生态功能进行重新审视与合理利用,可使其对内蒙古地区生态建设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如何保护继承与创新发展蒙古族传统生态观,使其更好地与现代化建设融合发展,从而积极发挥其生态功能,并扎实推进地区生态建设是人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党内监督研究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高校党内监督作为高校党建的重要抓手和关键领域,其重要性日渐上升。各大高校均开始或扩展了形式各异的党内监督实践,新时代学术界也对此展开研究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对监督的意义和内涵、现实困境以及应对措施等研究。通过梳理目前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今后的高校党内监督研究应进一步理清核心概念,在完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个案研究,应加强跨学科等综合性研究,引入研究者身份更加多元的多样化研究。

西夏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敬语借自汉语“我弥”初探

西夏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敬语用“■gia^(2)mji^(2)”表示,在总结其用法的基础之上,认为“■gia^(2)mji^(2)”来源于中古汉语西北方言的“我弥”。复数敬语“gia mji”的词尾弱化,与前面的人称代词黏合,合音作*giam。

西夏文《金刚乘十四种根犯堕》考论

《金刚乘十四种根犯堕》为藏传佛教金刚乘的重要律仪,俄藏、英藏黑水城文献存有多个编号,往往与《八种粗重犯堕》合写。文章通过梳理黑水城出土各文本的情况,并将其与藏文本对勘,目的是为进一步认识藏传佛教戒律向河西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