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研究——以审查机构及其运作机制为中心

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国际文化政策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当前人文及社会科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但是,各国非遗保护中普遍存在着研究与实践彼此隔绝、缺乏对话的痼疾,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学术研究应用于实践以及通过实践带动研究的双向互动过程。研究者应当主动从纯粹学理探索的舒适圈中走出,尝试在学术研究之外创造一种新的话语形式,搭建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互动平台或基础。从国际非遗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历史钩沉出发,对审查机构的历史脉络、政策语境和运作机理进行回顾与分析,目的正在于为各利益攸关方更加深入地理解非遗及其实践建立共识性的思想基础,弥合非遗的文化政策实践与学理性考察之间的视野歧分。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机制鸟瞰——以2003年《公约》名录体系的发展现状为中心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提供了相关的法理依据、目标基线和行动框架;作为实施该《公约》的《操作指南》,则在不断修正和完善中逐步细化为可资实操的一整套原则、标准和程序,为各缔约国根据自身国情开展申遗实践制定了共同行动的准则和路线图。由此得以建立并在曲折中不断演进的《公约》三重名录体系一直保有并不相同却互为关联的具体目标,通过13个周期的申报—审查—评审工作累积了丰富的案例、经验乃至教训,进而触发并推动了名录列入机制的全球反思进程(2019—2022年)。考察《公约》名录体系的发展现状,当有助于在认识论层面厘清申遗工作中长期存在的观念误区,也有利于在实践论层面矫正保护工作中反复出现的诸多横向问题。

最后的歌者:口头史诗的未来

21世纪伊始,许多口头史诗传统走向了终结,这其中也包括生活在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突厥语民族的史诗。如果最后一名传统史诗吟唱者也去世了,该怎么办?文章探讨了两个话题:一是通过新一代非传统史诗吟诵者来让史诗传统保持活力的努力措施,二是当可变的口头史诗转变为固定的"经典"时,活态口头传统向书面文学的转变。我所用到的事例引自不同的突厥语传统,比如卡拉卡尔帕克人、乌兹别克人和雅库特人的传统。以上这些传统均面临相同的境况,那就是他们最后一名传统史诗吟诵者均已过世。

申遗与履约: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年进程看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年的发展进程中,名录列入机制(申遗)和定期报告制度(履约)已成为并行不悖的国际合作双轨制。前者为所有缔约国提供了一个国际化平台,以利从整体上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深化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知;后者是政府间委员会和缔约国对实施该公约的成果和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和跟踪监测的重要工具。换言之,这一双向循环的合作机制同时成为缔约国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始终将申遗工作视为履约工作的有机构成部分,并将国家层面的非遗保护整合到参与国际合作的基线行动中,不断加强能力建设,为保护人类共同遗产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也为推动形成中国非遗系统性保护大格局、促进可持续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积聚了内生动力。

比较视野中的中世纪英雄诗

英雄诗在中世纪的欧洲广为分布,数目繁多。文章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即《贝奥武甫》《罗兰之歌》和《尼伯龙人之歌》,参照查德威克、鲍勒以及日尔蒙斯基的理论方法,在比较的语境中对这三部作品加以研究。

文本谱系中史诗演述与音乐的创编策略——以六位藏蒙格萨(斯)尔歌手为例

在格萨(斯)尔史诗及音乐的文本生产过程中,口头音声文本的生成并非只仰仗现场语境中的临场发挥,对于技艺尚不娴熟的史诗歌手而言,预先的储存与准备至关重要。在口头与书写双重媒介信息交换的互动机制中,通过对蒙藏格萨(斯)尔歌手的研究,我们发现,即兴创编的口头史诗音声文本不仅是人工声音产品,而且包含了多重文本间的引用和交互阐释关系,以及文本生产的动态转换过程。史诗演述的口头创编之所以以套用为应用法则,能在演述场域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口头音声文本的即兴构拟,正是基于在具体语境中音乐部件的模式化调用与文本谱系的类比参照和互文搭建。口头创编基于经验而又不是经验本身,音声文本的“变”不在功能,而在部件组合关系。

交流框架中格萨(斯)尔音乐的叙事指涉

在藏族和蒙古族社区,格萨(斯)尔歌手与受众分别对史诗音声文本的生成设置了同中有异的解释性交流框架。二者皆由范型曲调的纵向扩展与横向联缀来架构史诗叙事,因此单曲体结构的范型曲调可被视作史诗叙事和意义表达的基本单元。格萨尔和格斯尔音乐的叙事意义分别在“范型曲调-人物角色-传统指涉性”和“范型曲调-典型场景主题-传统指涉性”的交流法则中编码与解码,进而索引更大的叙事传统。格萨尔叙事传统又是藏族民众个人认同与社会规范建构的一种媒介,借助受叙事传统所规约的人物行为及其褒贬判断来为现实生活中社会成员的道德伦理树立行为轨范。

赫哲族伊玛堪歌手传承路径探析:以三个家族为例

百余年来,一代代赫哲族伊玛堪奈依为“伊玛堪”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知名的歌手已有四代。这四代歌手多以家族形成各自的谱系,如葛氏、吴氏、尤氏家族,传承方式略有不同。当代伊玛堪传承突破了以往血缘、地缘、业缘等方式,文本传承、音视频传承、伊玛堪传习所及微信群等线下线上的传承方式则成为主流。

“满族说部”概念之反思

作为新兴文类,满族说部为学术界及民众所知不足40年,其概念所指不一。2018年8月,三批满族说部已全部出版,在整理出版过程中,满族说部出现名实不一致、文本被质疑等问题。要想正确理解、判断满族说部,需要我们对其概念、分类、文本及其范畴等问题进行反思。

从概念到文本:《集成》前后的“摩苏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鄂伦春族“摩苏昆”以“说一段,唱一段”的形式被记录下来。1986年,孟淑珍搜集、翻译、整理10篇“摩苏昆”文本刊布出版,成为多年来的基本篇目。2019年,《摩苏昆集成》收入35篇“摩苏昆”,乃目前之集大成者。近年来,“摩苏昆”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基于《集成》及之前出版的文本,重新探讨“摩苏昆”的概念及其文本属性恰逢其时也极为必要。

从“春香歌”到《春香传》:口承、书写及文本间性

板索里“春香歌”是以叙事巫歌的曲调为基础,结合南原地区流布的申冤传说、烈女传说、暗行御史传说等创作而成。“春香歌”在其文本化的过程中逐渐出现多种多样的书写记录文本,这些文本可据其载体介质、记录手段以及学术参与等因素予以界定。“春香歌”发展的鼎盛时期,为满足受众和读者的需求,还出现了由板索里辞说改编成板索里小说的贳册本,及京城本、安城本和完州本等多种刻本,说明抄本与刻本之间既存在关联,亦有差异。其中,1908年刊印的完州本《烈女春香守节歌》最受欢迎,这奠定了其权威本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