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在全球范围进行全方位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化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对人类社会传统的政治活动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论述了在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并努力探索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

暴力资讯与未成年人犯罪实证研究——以社会学习理论为主要修正对象

以未成年人是否犯罪、未成年犯罪人是否实施暴力犯罪为因变量的对数回归模型显示,接触暴力资讯能增大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比却不能增大未成年犯罪人选择实施暴力犯罪的发生比。这表明,未成年人通过暴力资讯("符号示范")所习得的并非攻击性的行为方式本身,而是反规范的态度或行为倾向。回归模型还显示,在社会学习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家庭示范"和"亚文化群示范"在未成年人犯罪促成过程中的实际地位已让位于媒体,媒体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相应地,被普遍认为能够对暴力资讯促成未成年人犯罪作出合理解释的社会学习理论,亦当做出适当修正。

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90年代开始的证券交易所公司制改革趋势,已经使公司制成为当前全球证券交易所的主导治理模式。鉴于公司化改革可以强化证券交易所的自治地位,改善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建议大胆借鉴国外证交所公司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股份化和最终上市。在证交所公司制改革以后,还要强调证交所在发挥自律监管职责方面的社会责任,并推出具体的制度设计与措施保障。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概念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其要义是以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理念为导引,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主干,以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为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为目标的法治文明状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仅要重视国家和制度层面的强制主导作用,也要重视社会和民间层面的基础配合作用。在我国语境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一词,实质上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进程中,我们所要弘扬的"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

网格化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基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分析

北京市东城区创设的网格化管理,在政府的工作理念、运作机制、管理体制、技术运用上进行了探索、改革和创新,也使公民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具有了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公民参与城市管理更加便捷、高效,参与质量也得到提高;为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开拓了新路、积累了经验。

社会法的诉讼机制:特性及其限制

社会法的诉讼机制与社会权诉讼密切相关。社会权的发展有一个从道德权利到法律权利、从应然权利到实然权利、从不可诉权利到可诉权利的演进过程,由此形成并决定了社会法独特的诉讼机制。与其他部门法相比,社会法在诉讼机构设置、诉讼程序、诉讼机理和诉讼主体资格认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如此,社会法上的诉权并非完全的权利,而是受到了一定限制。因为社会法上的权利实现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基本理论范式

中国近代史学界对“范式”概念的运用比较混乱,在对“范式”概念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明确提出“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基本理论范式,这两大理论范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排斥与取代关系。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有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不同范式的竞争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解和认识。

英国合同法减损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

减损制度是合同法中对遭受损失一方应尽的减损义务的规定,它限定当事人赔偿数额时与当事人的意思无关,未尽到此义务导致的扩大部分的损失属于不可赔偿的范围。然而,损失减少义务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在当事人不能采取合理措施或者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形无需采取合理措施时,可以不履行损失减少义务。英国是最早确立减损制度的国家,在对减损义务的认定和适用范围的确定、合理性原则的具体适用等方面有成熟的判例规则,对我国合同法减损制度的完善和运用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建构——评夏勇《中国民权哲学》

《中国民权哲学》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循本开弘,也是对西方权利理论的扬弃和改造。它以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为活水源头,在汇通中西学说、传统与现代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在体系结构上,它解决了中国民权哲学相互关联的六个重要问题:本土资源、理论基底、道德关注、核心法门、现实考量和价值功能。

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的排除之辩

对于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撤检派"基于检察制度与"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原则"不兼容的理由而主张撤销中国检察机关的建制,而"挺检派"虽拒斥"三权分立"的理念,但同时又笃信"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制衡原则",并以此作为主张维护和完善中国检察机关的"理论根据"或"原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通过对"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原则"的前世今生以及是是非非的深入考察,以及对中国政权建构的原理和制度特色的精细解读,从中国政权建构的理念和政制上排除了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则认为应当另辟蹊径,为中国的检察制度建构更科学的"理论基础"或"原理"。

列宁社会主义司法独立思想的形成与演进

在领导社会主义的司法建设过程中,列宁阐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关系的思想理论。由于受到巴黎公社体制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列宁主张司法隶属于行政。当苏俄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司法隶属于行政的弊端显现时,列宁与时俱进地提出司法独立于行政的体制构想,并将这一构想付诸苏俄社会主义的司法体制建设之中。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体制不同,在列宁的社会主义司法独立思想理论中,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只是职能的分工不同,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相互独立,但两者都受立法权的领导,由立法权产生。根据这一理论,列宁创立了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的司法体制模式。

再论环境法的调整对象——评“法只调整社会关系”的传统法观点

按照传统的法学观点,制定和实施环境法的目的是为了利用环境的外在价值,确认和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因此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人与人之间关于环境的社会关系。但是,环境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是统一的,两者存在共损共荣的关系。承认和保护环境的内在价值对于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维护其他物种在自然法则面前的平衡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理性思维的人应该用法律来确认和保护这种价值。用法律来确认和保护这种价值的最好方法是承认环境法可以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法条、环境法的功能、环境法的现实作用、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环境法律规范的性质、现实的环境立法七个方面对环境法可以调整人与环境关系的论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证。

论当代西方法学思想的“综合”趋势

进入2 0世纪以后,西方法学出现了一个“综合”趋势,这种“综合”表现在三大法学派的相互靠近与“合流”,也表现在一个新的法学派———综合法学的出现,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法学派别的法律思想中的“综合”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的形成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对西方法学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但在一个综合的概念下统一西方法学更多地带有理想的色彩。

三纲与中国古代王权的合法性建构

三纲是传统中国人际关系的集中凝结,更与权力的合法性相关。在三纲所涉及的关系中,君臣关系是王权合法性形成之关键。故而,后代统治者通过将君臣关系的父子化、仪式化与"天然"化等方式,奠定了中国王权合法性信仰最为广泛和稳固的心理根基,也使得三纲成为古代中国统治合法性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文化的民间传承机制与传统诉讼理念的形成——中国传统诉讼理念形成机制的一种解释

我国传统“无讼”诉讼理念的形成机制在于国家与民间的互动 :上层文化人士创造出一大批凝聚着儒家和谐政治理想的“无讼”文化产品 ,这批产品经过下层文化人士以戏剧演出、说书等方式将之推到普通群众的面前 ,使普通群众在心理上对之产生一种价值认同 ,再加上乡土士绅的努力 ,儒家“无讼”的诉讼理念终于在民间社会生根发芽 ,成为我国的传统诉讼理念。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我国竞争政策目标的选择

竞争政策目标的确定,是竞争法制建设的首要问题。但我国现行竞争政策目标呈现多元化,且彼此之间存在潜在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竞争政策与其它相关政策的交叉与冲突上。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大背景出发,针对我国竞争政策面临的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了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目标协调、竞争政策与知识产权政策的目标协调以及竞争政策与利用外资政策的目标协调等问题,并进而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载人航天国际合作问题研究

1992年启动载人航天项目以来,中国载人航天技术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独立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载人航天历史证明国际合作是发展载人航天的必由之路,在独立自主前提下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中国空间国际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有明显的局限性。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和在未来的空间站开展国际合作面临诸多国际法问题。中国应当消除障碍,抓住历史机遇拓展和深化载人航天国际合作。

论社会抚养费的证成——环境权的维度

我国计划生育国策实施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随着人权保护意识的提高,2000年我国法律将计划外生育费改为社会抚养费。但是理论界对社会抚养费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述,而导致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出现了一定的困难。我们只有将人类和环境视为一个整体,从环境权的本质、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和生育权的内在联系才可以给出社会抚养费征收的理由,同时也只有按照这个认识采取相应的措施才可以保证社会抚养费的顺利征收。

从权力运作方式理解军事与法律的关系——评《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的中国》军事战争卷

张世明教授的《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用总体史方法,从事实与规范两方面结合,考察近了300年来中国法律的产生过程,为理解当代中国法律的现状和问题症结提供了全角度的有效路径。清代军事作为国家调动资源最密集的行为,显示了国家组织权力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并由此影响到法律产生和发展的方向。法律参与了资源的时空建构,也受其制约,从军事的角度可以理解近代中国法律走向的底层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