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专业户兴衰的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实行,使农业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资金等得到了比较直接的结合,从而迅速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七、八年间,农村经济以惊人的速度进行超常规增长。但近两年来,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开始徘徊,以至减产。

中国农民消费需求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ＥＬＥＳ模型）进行了再扩展。采用随机抽取的５１０个农户的调查资料，估计了再扩展的ＥＬＥＳ模型。据此计算了不同收入等级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需求支出量、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并对未来５年农民消费需求。

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及其可持续发展

本文从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概念、类型及其认定三方面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 ,比较 了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传统农业产业相比较而体现的不同 ,分析了农业高新技 术农业的特点 ,以及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形成方式 ,并从现代企业管理的制度创新角度探 讨了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论我国中部地区崛起——以江西省为例

江西是我国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之一,与全国甚至与中部地区其他省比较都处于落后水平,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要充分发挥江西丰富的资源优势和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把江西建成沿海发达地区的“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在今后五年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中部地区诸省位次前移并力争进入前列;到201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50年和全国一道实现现代化。要借鉴和创新江西经济发展思路,建立各具特色的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

制度转型、投资环境改善与减少贫困：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发展经验（一）

中国实现大规模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制度创新。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减缓贫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出口创汇能力。依靠社区政府大力发展乡村集体企业的苏南模式和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的温州模式分别代表了中国农村地区通过实现工业化而摆脱贫困的两大基本类型。苏南、温州的经验向世人表明，发扬敢为人先、自力更生的创新精神，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抢抓机遇，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是实现脱贫致富的根本；政府从本地实际出发、积极引导、创造一个尊重大众首创精神、保护大众基本权利、鼓励大众创新的制度环境是实现脱贫致富的基本保障；而建立起一个学习与实践的良性循环机制、在社会中及时推广典型样板经验是实现脱贫致富的便捷途径。

制度转型、投资环境改善与减少贫困：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发展经验（二）

各种研究结果和调查均表明，无论是政府发动的苏南模式、还是农民自发的温州模式，它们最初的发展原动力都是来自人类最基本的求生存、求致富的原始冲动，来自解决日趋严重的人地资源比例紧张，劳动力过剩无法安置的现实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那末为什么在苏南、温州首先被成功地加以解决，而在中国其他许多地区并没有付诸实践?除去特有的经济基础、历史遗产、独特区位外，在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特殊优惠政策的条件下。

农村非农人口独立化——发达地区土地集中的一项可行对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的小规模经营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现有的土地关系已成为农村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一、出路何在?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部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即使一个地区普遍存在土地供给不足,土地集中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为此,任何可供选择的出路,首先应该以该地区业已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存在一部分土地供给的相对过剩为前提。

劣等地实质探讨

在关于农产品价值决定问题的讨论中,我认为首先应该弄清马克思所使用的“劣等地”概念的实质,以使讨论进一步深入,并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这篇短文里,我想就“劣等地”这一概念谈点自己的看法。

浅议农业劳动力转移成本

本文通过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成本构成和判断转移成本高低的基本标准——转移成本收益率的分析,提出为了确定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和速度的合理性,必须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转移成本界限。这个界限的最低点应该是转移成本收益率不低于把该成本用于农业生产的收益率或农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最高点应该是转移成本收益率不高、于非农产业部门的社会平均利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