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治理研究:溯源、转向与展望

1999年之前的治理概念有明确的管理和整治的含义;1999年之后,西方治理理论之于中国情境的适用性讨论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2013年之后,治理频繁地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之中,学界开始着重阐述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治理内涵。与此同时,过度饱和的理论性研究引发学界对基层治理实践的经验研究转向,并形成问题政策和经验模式两种研究导向,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又陷入地方叙事的琐碎和宏观政策的机械阐述之中,对进一步的研究产生阻碍。由于关系视角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具有极强的亲和性和历史合法性,可以作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的统摄性的理论视角;而数字技术深刻地影响了如今的社会治理,这应该作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主题;在研究路径上,构建理论与检验理论的研究路径同时存在,但都应该围绕中层理论而展开。

新中国70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

社会是由一定数量的人口所构成的。中国社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人口规模的增长与就业区域的变化,继之出现波澜壮阔的城镇化与三次产业结构从业人员的梯次推移,最后发生了住房面积的扩大与阶层结构的优化。伴随人力资本的提升与社会流动渠道的拓展,中国也划时代地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从贫困社会转变为小康社会。这一系列发展结果最集中的体现是中国人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与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中国在整体上已经从普及9 年制义务教育阶段转到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也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低预期寿命阶段转到高预期寿命阶段。2 0 1 8年,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 7 岁—居所有发展中国家之首。总之,新中国成立7 0 年来社会发展举世瞩目的,变迁也是十分巨大的,它值得我们去总结与反思。

知识图谱及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科学范式变迁:以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为例

以中国社会学三本核心刊物《中国社会科学》(1986—2016)、《社会学研究》(1986—2016)与《社会》(2006—2016)所发表全部论文为研究素材,运用文本语义分析手段,对三十年来中文社会学的知识空间进行了测量,并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考察了三十年来社会学知识空间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从而反映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历程。通过构建相关网络指标,对中文社会学知识空间的"硬核圈"进行了测量,从中考察社会学范式变迁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学本土化问题进行了回应,同时展示了运用现代自然语言分析技术对大规模文本建立知识图谱的可行性。

社会治理思想的新发展——近期社会治理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系统分析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基础上,在第八部分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题,在阐述改善民生与社会治理的同时,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围绕这一主题,结合十九大报告涉及社会治理相关问题的新表述,学术界进行了学习和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下的城市住房保障满意度研究——基于全国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状况调查

住房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住房保障也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全国"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状况调查"数据,从服务感知、满意度和未来预期三个方面,对我国城市居民的住房保障满意度进行评估后发现,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存在一定程度的实物保障偏差、资金保障不足的问题,潜在目标群体对政策的知晓度较低,对服务的便捷度评价一般。在住房保障满意度整体偏低的情况下,还存在群体间和地区间差异,但居民对于住房保障未来预期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这说明,我国城市住房保障的满意度提升和均等化改善仍有较大空间。

社会学视角下的“意会”问题及其研究方法——对费孝通扩展学科界限思想的再研究

费孝通晚年的社会学思想发生了从生态研究向心态研究的转向。心态研究包括两方面含义: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人性的整全特征。这在其2003年扩展社会学学科界限的思想中得到进一步强化。扩展学科界限思想至少包括两个方面:议题的扩展和方法的扩展。在议题方面,“意会”概念扩展了传统社会关系的概念,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层面的关系。费孝通在对“讲不清楚的我”的“意会”探索中,与美学的“意象”“意境”有了对接。后者提供了“意会”在现象学层面的表征,社会学对此思考的方法随之发生扩展,这便是走出传统实证主义藩篱,由此自内而外构建世界图景的“直觉”方法得到重视。“意会”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纳入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扩大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根本上受益于中国古典思想天人合一观的启发。

口述史方法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口述史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它们推进的是不同的社会研究传统。孙立平等人的口述史研究推进的主要是革命史的研究传统,王汉生等人的研究推进的是文化维度的社会记忆研究传统,周晓虹等人的研究推进的是社会史的传统。当然,三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口述史作为方法在根本上推进了社会学的质性研究方法,如过程—事件研究方法的提出与口述史方法就不无联系。口述史是从底层叙事到无名者的生命记录,注意到无名者的生命颤动,以及欲说还休的“记忆的微光”机制,这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幽微之处的体察。口述史方法推进的社会记忆研究在根本上呼应的是费孝通晚年倡导的“社会学人文性”的研究,是对社会文明的进一步探索。

转型视角下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

社会企业以商业手段实现社会价值,是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探索。以往研究疏于对我国社会企业自身的成长路径进行梳理和总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来看,党和政府在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引领性的作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土社会文化的基础上,推动社会企业飞速成长发展。这使得我国社会企业在应对其核心发展议题(整合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上)具有特色的做法,即识别性制度和双轨式身份。而在大力推进社会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应当警惕福利货币化的倾向,这需要党和政府兼顾其形态上的创新空间和理念上的一致共识。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政策发展

社会政策体系的健全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制度内容。以现代化理论为视角,从政策体系、覆盖对象、待遇水平、财政投入四个方面对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社会政策的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可以发现:首先,我国社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主要表现为顶层设计不断优化、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不断增强。其次,社会政策的覆盖对象不断扩大,主要表现为对象识别更加精准、新的覆盖对象逐步被纳入。再次,社会政策的待遇水平稳步提升,主要表现为社会救助水平持续提高、特殊群体的福利补贴逐年增加。最后,社会政策的财政投入稳中有增,主要表现为财政投入总额持续加大、福利服务机构和设施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政策的未来发展还面临着城乡统筹、流动人口等诸多挑战。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社会政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会更加凸显。

中国社会学早期口述记忆研究的特征

中国社会学的记忆研究传统中,一个鲜明特点是以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实践为田野,并能在此基础上生发出解释中国社会的本土概念,本质上,这是一种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这一本土化的特征并不是盲目拒斥西方,而是在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概念的基础上,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传统,并力图将自己的成果融入与世界学术的对话之中,从而推进一种文明间的对话。以方慧容的“无事件境”研究为例,方慧容提出的“无事件境”概念是传统农村社区特有的社会心态,是与现代性对张的一种存在状态;但它还不限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文化心态,它在现代社会、扬·阿斯曼讨论的古埃及社会,以及普鲁斯特追忆中的法国社会、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中都存在,可能是人类文明中一个较为普遍的心态。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人类生存理性,与现代理性之间存在一定张力。而我们个体在现代所过的生活并没有全部被“现代化”,这便是“社会底蕴”在当代所承载的意涵。“无事件境”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文”到“人”:费孝通社会学思想转向的关键--兼谈费孝通对潘光旦的“人的科学”的继承和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关注有一个重大转向,那就是从“生态”到“心态”的转变。他的研究从早年偏重“文”,到晚年兼顾“文”和“人”,甚至偏向“人”,力图克服“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社会学范式的弊病。他提出的“文化自觉”以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对当下的社会学发展有重要意义。费孝通学术研究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潘光旦思想的影响。他早年强调社会文化对人的形塑作用,而对人适应社会和改变社会的能力缺乏自觉的关怀。对此,潘光旦曾在1946年有过委婉提醒。但是,费孝通的正式回应是在1994年。费孝通提出社会学要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究,并在既有的实证方法之外去寻找新的方法。据此,他提出了直觉方法,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及其格局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对潘光旦20世纪40年代倡导的人的科学的一个具体化和深入的发展。

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量的迅猛增长,需要更多关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提升。本研究通过构建包括完整性、实质性、可比性、平衡性、易读性、创新性六个维度的社会责任报告质量框架,分析了111份2011年度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得出: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了社会责任报告的完整性、可读性和整体质量;行业的敏感性提高了社会责任报告的完整性、实质性、平衡性、可读性和整体质量;外部评价提高了所有六个维度的得分以及报告整体质量;企业规模与社会责任报告的实质性、平衡性、可比性、创新性和整体质量具有正相关关系。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

本文比较了吴文藻、费孝通和李安宅对知识社会学的引介与消化,以及在此指导下的经验研究,基于此尝试论证三人分别开拓了三种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路径。吴氏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主要依据,主张知识与知识人受限于社会本体论,走向实践改造社会的国家主义。费氏一直到1950年代之前似乎在曼海姆与韦伯之间摇摆;到晚年则尝试从新儒家出发,提出社会科学应借鉴诠释学,关注"心"的问题,从而重新接近张东荪的知识社会学。李氏原先引介曼海姆最积极,后来转向吸收张东荪的思想而走向韦伯,认为应该更全面地考察整个知识系统在社会中沉淀的不同层面。通过上述比较,文章尝试指出,社区研究可能需要与知识社会学结合,才能将我们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推至更深处。

中资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研究

在海外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海外运营企业的必然要求。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对中资企业发布的海外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系统评价。研究发现发布报告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亚洲,行业以资源开发和工程承包为主,发布主体均为国有企业;海外报告的可读性表现最好,其次为实质性和可得性,可比性表现最差;报告总体质量表现欠佳。中资企业要通过提升海外社会责任管理水平、构建海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标体系、重视海外社会责任报告传播等发挥海外报告的更大价值。

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变迁与基本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在社会治理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社会治理变迁大体经历了"革命型"社会治理、"管控型"社会治理、"管理型"社会治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更加强调"治理型"社会治理,并不断取得突出的成就。中国的社会治理变迁,体现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需要,不断深化并改进社会治理之路;同时,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积累了适合国情的社会治理经验。

发展型社会救助:理论框架与制度建构

在绝对贫困消失和共同富裕背景下,我国传统生存型社会救助应适应新形势,向发展型社会救助转变。当前,我国社会救助的主要问题是,制度理念和主体单一,体制分割,救助目标落后,福利悬崖和负激励效应明显。发展型社会救助建基于能力贫困论、相对贫困论、贫困代际传递和新贫困理论等,其本质特征是,注重能力救助和积极预防,强调个性化需求和多元参与。在国际实践中,衡量贫困的标准已趋向多元,应对措施有扩大社会投资,实行工作福利、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等。要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与时俱进地建立发展型社会救助体系,就需要从单向式向双向式救助转变,从政府包办向政府主导转变,从消极救济向积极预防转变,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从无差别化向个性化转变。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笔谈

主持人按语: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全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

社会学的中国化、话语权与话语体系建设

社会学自其传入始就处于中国化过程之中,从教材到"行动",基本都打上了"中国"印记,由于中国化本身就在促成中国式话语与话语体系,正如乡村建设运动和社区研究活动就将科研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化的社会学。尽管自社会学重建以来,就已一如既往地发展了中国的话语与话语体系,但今天社会学在中国化过程中,更需要国际化,需要走出去,需要与世界分享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这就需要建构中国社会学的话语权。

“十四五”时期构建全面发展性社会政策的思考

社会政策是关于人民福祉和社会发展的政策体系。“十四五”及2035远景期,面向“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和“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我国应当积极构建全面发展性社会政策体系,为城乡全体居民的美好生活赋能;推行社会质量发展范式,助力社会建设水平;探索并加入全球社会政策体系建构,为人民发展和开放性社会扩展空间。

“强国”与“新民”:中国情境中的国家-社会议题

本文主张将国家与社会的议题置于中国百年来的近代史发展视野当中,研究国家力量增强和社会活力激发这两个进程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内在张力,而不是仅仅将国家与社会视为业已形成的两个实体。建设现代国家与激发民众活力的过程,包括了在实践中密不可分、彼此支撑的三个方面:塑造民众的身份认同,以这种身份认同来勾连国家与民众;调整社会的组织体系,以此促进国家动员能力,建立社会激励体系;确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主导策略和手段,以此解决社会治理问题。本研究从以上三个方面认真梳理了中国近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建设现代国家与激发民众活力的曲折进程中展现出来的逻辑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