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访谈

2015年10月中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先生在无锡进行苏南社会建设课题的调研活动。在其调研间隙,本刊约请王君柏老师对景天魁先生做了专题访谈。这次专访的背景是景天魁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二期发表了《中国社会学源流辨》一文,提出中国社会学并不是从清末民初引入西方社会学才开始的,而是有自己的起源,这"源"就是"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传统资源"。鉴于这一论断关涉到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本刊试图通过访谈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在访谈中,景天魁先生又提出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主轴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史的重要观点。现发表这次访谈的整理稿,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始人口研究的情况简介

我们有机会在这样一个会上与一些知名的人口学者会见,将听到世界几个地区人口研究情况的介绍,感到十分荣幸。我代表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人口研究的同事们祝贺这次会议的成功。我简略地向大家介绍一些我们研究所对人口研究的设想作为补充。

社会科学三十年:地位与作用——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突出作用。哲学社会科学也用自身的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不断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自成立以来,不断探索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努力发挥理论创新阵地与平台作用;加强咨询与决策实施效果评估,积极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教育育人、引导舆论与服务社会中的作用,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成为3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作用的一个缩影。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的推进历程与未来展望——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社会心态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变量,是检验社会治理效果的重要指标,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本文采用CiteSpace软件以1986—2023年间收录于中国知网(CNKI)的3036篇社会心态研究文献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研究表明:社会心态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的治理与培育、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心态、网络视域下的社会心态等,研究推进经历了萌芽阶段(1986—2005年)、起步阶段(2006—2013年)、发展阶段(2014—2016年)、繁荣阶段(2017—2019年)和爆发阶段(2020—2023年)等五个阶段。未来,应在社会心态研究的元问题、多元群体的社会心态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心态研究以及社会心态治理路径等方面进一步展开研究。

创建心态社会学——探寻群学潜质的价值实现

群己关系、心物关系是中西学术的共同问题。然而,“共题”而“殊途”。宋明以来,与西方主要面向“格物”相反,中国学术尤其是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主要致力于“格心”。由此发生的群学心性化,是将“礼”内化于“心”、将“理”内置于“心”的从显在到潜在的过程,其所形成的群学潜质,以“心”为“大本”,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诉诸诚意正心,将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归结为心性修养,从而达到群己、心物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合一。今天看来,群学潜质可以视为心态社会学的序章,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先声和建立人类新道义秩序的张本,从中可以发掘出不容低估的当代价值。

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观念

费孝通先生在领导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学的过程中,对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如何建设中国社会学的问题,始终念兹在兹。尤其是在暮年写出了集中体现他关于社会学学科建设深邃思想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在“学科观念”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训。我们今天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根本性的问题聚焦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界限扩展、理论基础的整合和研究方法论的融通上,这三个属于学科观念层次的问题,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的方向和路径。21世纪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的飞跃发展为我们实现社会学学科观念的更新提供了客观条件,创建社会学中国化2.0版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而学科观念的更新必能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创建。

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涵与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逻辑——基于文化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相关文件精神,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分析背景和话语空间,结合费孝通对文化主体性的阐述和当前文化社会学的实践转向,指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涵和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逻辑二者之间存在双面一体的密切关系。文化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受个体、社会、国家等多层次主体和政治、经济、技术等异质性要素的交互形塑,具有历史性、社会性、思想性和实践性。文化传承发展可经验化为“文化传承发展为了什么”“传承发展什么文化”“如何传承发展文化”三个议题,这也是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及构建的题中之义。

数字时代小商户的私域运营与生存韧性——平台主导下技术红利兑现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基于对茶叶电商发展状况的案例研究,探讨了缺少规则议价及资本造势的小商户得以持存并兑现电商技术红利的机制。研究表明,虽然电商平台与大品牌商家倾向于强强联合并日益占领公域资源,小商户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通过私域运营的方式避免在技术发展中被边缘化的命运。私域运营之所以能够为小商户赢得相当的生存空间,主要来自数字技术与产业经营过程的融合:首先,平台的迁移性塑造了流动的线上场域并容纳小商户灵活的生意形态;其次,私域的可见性促发个性化产品的供给及其与商户个人特质的互嵌;最后,线上线下贯通的连接性延展了人与人互动和连接的广度和密度,为小商户积累了实质性的人际关系资本。本研究为考察数字化背景下小商户的生存韧性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新范式的涌现

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影响虽刚刚开始,但已引发了诸多的关注和讨论,未来将更加热烈。从对学术体系的影响来看,在理论上,GAI推动了机器心理学、行为学和伦理学发展,推动智能社会科学进入新阶段;在方法上,GAI成为重要的数据分析工具;在数据上,GAI不仅能进行数据采集,其生成内容也能成为研究数据。从对学科体系的影响来看,在学术评价上,研究数据可得性更高,开展验证性研究更具可能;在人才培养上,研究者更为技术均等化、知识普及化和学习自主化,也要求其更具创新精神、智能思维。从对话语体系的影响来看,在公众话语上,学术权威部分被消解;在国家话语上,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使命更加重大;在国际话语上,哲学社会科学引领全球的机遇显现。

社会学视角下的侨易学:中国智慧的新呈现

侨易学以《易经》中的“易”为核心,以因“侨”而致“易”为基本理念切入被现代性割裂的碎片化世界,关照现实世界中侨易主体的“变”与“常”,在对“变”之关注以及“变”之发生、过程与内在机制分析的意义上,与社会学有内在的呼应。通过阐述社会学与侨易学之间的内在呼应,试图表明侨易学的理论可以为社会学的一些经典主题提供饶有新意的视角,即侨易学以“变化”与“如何变化”为关注点,以流变之下“不易”之“大道”为支撑,以微观为起点,涵盖中观、直指宏观历史巨流;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学的具体研究亦可对侨易学的理论与方法建设有所启发、有所推动,藉此有助于侨易学与一般社会学研究之间的交流、互动和新知识。

社会心理学视域下文化需要满足与文化自信提升研究

在社会心理学视域下,文化自信可以区分为心理维度上的文化认同和时间维度上的文化发展信心。从需要满足的角度来看,个体和社会层面的文化需要满足会影响文化自信的形成。通过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进行检验分析后发现,当前我国居民文化自信水平较高,但在不同群体和地域上存在差异。居民文化需要满足程度越高,文化自信水平越高。因此,提升文化自信的方式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注重以人为中心,在了解不同群体文化需要的基础上推动文化发展;另一方面要让文化传承创新能力和文化国际影响力更为显化,从而促进关于中华文化的社会共识的形成。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社会的经济”分析框架——以北大荒国有农场体制变迁为例

农垦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有农场的企业化改革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样的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它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经济学从现代农业经营体制等相关视角看待农场改革,而社会学更多的是从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等角度去分析国有农场企业化问题。不论从现实还是历史来看,国有农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综合体,经济分析范式和社区治理范式都不足以有效透视这种综合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社会的经济”分析框架尝试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对北大荒国有农场深度的案例调查和分析,更全面地认识国有农场的“前世今生”,把握其发展演变逻辑,找出北大荒国有农场改革发展难题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原因,为下一步农垦发展探索新的可能性,并由此提出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构筑新的农业与社会关联性这一发展课题。

“如何做社会理论研究”圆桌研讨纪要

时间:2024年2月25日形式:线上会议主持人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议。本次研讨会主题是“如何开展社会理论研究”,社会理论作为社会学学科延续和发展的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相较于成熟的社会学定量抑或定性研究,社会理论研究并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可遵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面对不同的知识传统,如何兼顾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进而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有效的理论问题,以此回应社会发展之问,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李景汉社会调查思想与实践研究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注重实地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及其问题、提出社会改革方案,以及社会学学科的发展,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聚焦于中国早期社会学家中注重实地调查的代表性人物——李景汉,展现他面对厚重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经济动荡,试图以社会调查这个“新工具”,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开路”的激情与决心,为社会调查本土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分析李景汉对于调查技术背后的人文环境、调查与社会改造以及救国救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对其工作的贡献、意义,以及在调查技术和伦理方面的某些局限性进行讨论。

战争的社会理论:一战期间及战后马克斯·韦伯的精神劳动刍议

韦伯研究领域的一个挑战是其学术与政治的某种分立乃至张力。本文提倡一种贯通式的韦伯文献阅读方法,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争体验为前提,梳理韦伯的诸多政治参与和学术研究,以精神劳动概念统合其战时贡献的四个层次:组建战时医院等实际行动层次;参与外交和谈、政党政治等制度建设层次;积极发挥社会影响的公共舆论层次;著述、教学的学术研究层次。本文认为,有关战争的理论思考是韦伯战时论述中一条隐在的线索,以新教伦理的研究为立足点,他反对所谓战争有助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命题;从其诸多战时政治评论之中,可以提炼出战争与和平的某种辩证关系;其背后是一个普遍而无定形的权力逻辑。正是通过其精神劳动,韦伯自身也彰显出从被动的战争之民到主动担当的政治人的转变。本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开拓研究视野,将战争作为基础理论问题纳入社会学学科的基本框架之中。

新社会转型背景下的闽宁合作与区域共同富裕研究

解决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所要实现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东西协作发展一直在进行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闽宁合作就是其中的典范。本研究将闽宁合作放在改革开放开启的社会转型到新社会转型的时间转换中探讨先富帮后富、现代带传统、城市反哺乡村的跨区域机制演化,从中揭示闽宁合作何以推动区域共富发展以及实现可持续的原因和机理:从开始的帮扶到后来的协作、从政府为主导到市场、社会参与,实现了从单方受益到多方受益特别是福建各方从中受益的转变,构筑起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机制,体现了社会转型从二元分割转向多元融合的现代化新发展方向和轨迹。

数字化与社会政策基础——一项文献综述

本文基于文献研究方法,探讨了数字化时代社会政策基础的变革。从社会分层机制看,生产体制分化、信息租金、数字鸿沟等新的社会分化机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从就业模式和社会保障看,数字技术推动了劳动形态由工业社会的“职业化”向数字时代的“零工化”转型,零工社会保护机制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是将零工就业作为一种新的标准化就业形态,纳入现有社会保护框架;二是将零工就业作为一种独立就业形态,为零工群体提供补充性或特殊性的社会保护机制。数字化技术提高了不同层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服务能力,提高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存在局限性,一是数据、平台和人力资源的匹配问题,数据算法最终替代不了“人的服务”;二是不同国家原有的福利制度痼疾,在数字化社会下呈现路径依赖的特性。

关于库恩的“范式”——一种科学哲学与社会学交叉的视角

库恩范式概念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是一个从客观主义逐渐走向相对主义的过程。最初 ,库恩从社会学、心理学和科学史的角度研究科学革命的结构 ,提出的范式主要指某个科学共同体接受的理论观点和研究假设 ,科学革命是新范式不断取代旧范式的过程。后来 ,库恩从分类学和语言学转向的角度探讨范式的相对性涵义 ,认为新范式并不比旧范式更接近真理 ,因为科学革命的核心是语言的改变 ,同时也是内涵于语言之中的关于自然界知识的改变 ;新旧范式在语言层次上 ,具有不可通约性、不可比较性、不可翻译性和不可交流性。了解库恩范式概念涵义的演变 ,可以使我们能拥有更为开阔的视角看待社会学的种种范式之争。

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

1979—1980年之交,费孝通先生受命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标志着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停滞近30年后破土重生。苏国勋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成为社科院的第一期硕士生,攻读期间选取社会学理论为学术方向,因此见证、参与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全过程。苏先生在这30年间,从硕博期间开始梳理苏俄社会学发展、开创大陆韦伯研究,完成哲学到社会学理论的学术转型;继而参加社会学第一、二期讲习班,正式调入社会学所工作;长期担任社会学所理论室主任,主持《国外社会学》20余载;承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培养社会学理论方向博士生;任《文化:中国与世界》副主编,《社会理论》主编,《社会理论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编,《社会学名著译丛》(商务印书馆)主编,《三联.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成员,等等;近年来主张从文化进路(尤其是儒释道合流的角度)重新检视韦伯研究在中国语境的相关问题,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理论的发展。苏国勋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社会学者,他受过西学教育,但始终密切关注中国问题,心仪中国文化,关注中国经验,学问出入于中西学之间。苏先生的学术历程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学理论成长、发展及其独特品格的最好见证。值此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之际,我们发文《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以飨社会学同仁及所有关心中国社会学成长的人们。

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 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全球化和美式"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誉为最佳公司治理模式或"国际惯例"。它不但影响了德、日等发达国家,也影响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公司治理改革。本文认为,"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内生性和外生性两大动机驱动,经过两个阶段和通过三种机制完成。第一阶段是在跨国层面,"模仿性同构"机制和"规范性同构"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在国内企业层面,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手段要求企业采用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强制性同构"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不同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新视角加深对中国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理解,对于反思西方新自由主义企业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