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价值中立问题

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方法论在西方影响较大，近几年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有着重要意义。当今，社会科学面陆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如何回答社会科学的研究何以能够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价值中立问题的实质不是取消价值关系，而是要求研究者在科学研究中严格划清经验事实与价值评价的界限，并且在研究主体选择了研究课题之后，应停止使用任何主观的价值观念，严格以客观的态度对问题进行观察与分析，因此，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建立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础。

欲兴其学 先正其史——略谈中国社会学史研究

以往一百多年的成见是说社会学只是“舶来品”,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史只能从西方社会学的传入写起。然而,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及后来的潘光旦、费孝通等,都肯定过战国末期荀子创立的群学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因此,中国社会学史必须重新书写。本文提出以群学命题演进史的形式书写中国社会学史。这样既可以体现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这条主线,也可以展现群学2200多年的绵延和发展历程。群学命题体系及其历史演进,就是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历史版本,从而为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奠立深厚的学科史基础。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基层社会联系的嬗变、断裂与建构——对沿海某发达县级市的社会学观察与分析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经济总量快速增大,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并非意味社会问题减少、人民更加安居乐业。本文通过对沿海某发达县级市社会的田野观察和调查,从社会联系的嬗变、断裂和建构中看到社会发展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潜伏着许多社会危机和问题。克服危机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进以培植社会多元参与机制为重点,推进社会合作,重构社会联系,涵养社会资本的社会建设。这对于思考中国整体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全球化: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科学界对社会科学所遇到的危机开始进行讨论,尤其是对十九世纪以来形成的这套社会科学规范提出了质疑。而最近十几年是社会科学遇到的挑战最为外显化时期,社会科学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在二战结束前后的三、四十年里,社会科学具有的那种给社会的孕育、发展、变迁和治理提供合法性、提供依据、提供阐释的地位和作用现在似乎正在丧失,越来越让位于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乃至于财会。

健康社会学对科学医学提出的挑战——从医学社会文化史看“后医学”健康政策

2020年以来,在与新冠病毒肺炎的对抗中,我国传统的中医中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国内的“中医黑”常常把西医与“科学”等同起来。更为吊诡的是:本意仅仅是“实证”的科学一词,被他们神化为“正确”乃至“真理”的代名词。他们认为中医药是不能被实证的,因此是不科学的,于是就成为正确或真理的对立面——谬误或异端邪说。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界似乎对西方医学并没有那么自信,更没有那么自傲。在同样源于西方的医学社会学或健康社会学的文献中,对医学现状表示不满和疑虑其实是常见的话题。

数字时代小商户的私域运营与生存韧性——平台主导下技术红利兑现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基于对茶叶电商发展状况的案例研究,探讨了缺少规则议价及资本造势的小商户得以持存并兑现电商技术红利的机制。研究表明,虽然电商平台与大品牌商家倾向于强强联合并日益占领公域资源,小商户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通过私域运营的方式避免在技术发展中被边缘化的命运。私域运营之所以能够为小商户赢得相当的生存空间,主要来自数字技术与产业经营过程的融合:首先,平台的迁移性塑造了流动的线上场域并容纳小商户灵活的生意形态;其次,私域的可见性促发个性化产品的供给及其与商户个人特质的互嵌;最后,线上线下贯通的连接性延展了人与人互动和连接的广度和密度,为小商户积累了实质性的人际关系资本。本研究为考察数字化背景下小商户的生存韧性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主观性建构和客观实在

为了分析中国当前的社会阶层之客观实在和主观建构间的关系。我们根据汉川、海城、深圳、北京等市县的问卷调查资料和访谈发现,社会阶层的客观实在和主观建构之间存在着多种的差异。这一现象不仅来源自于阶层间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间的差异,也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成员对阶级阶层观念理解的差别。它提示我们在社会阶层的研究中必须考虑特定情境下的个人生活和中国的制度特性对阶层观念形成的影响。

资产社会政策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重构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近二十年来取得很大成就,其改革走向与世界趋势大体吻合。我们改革了过去国家承担一切责任的“高福利”制度,重新强调个人责任,例如引入个人缴费,建立养老金个人账户,医疗个人账户,住房公积金等等。“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成为中国社会保险的基本模式。这些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其实也是围绕着个人资产进行的。不过,多年来我们并没有从资产社会政策角度对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进行过研究。因此,吸收国际社科界处于前沿的学术成果,从资产社会政策的视角考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中国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

本文运用大量数据和文献资料,对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和计划生育政策双重影响下的中国城乡社会的家庭和婚姻结构,及其功能变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分析,同时也分析并指出了这种家庭结构的变迁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业结构变了,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原来的“两个阶段、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分化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形成。那么该如何正确认识当前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正确认识各个阶层的地位和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向,并给予正确的理论解释,这是摆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历史任务,也是本文所要重点谈论的问题。

格兰诺维特的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述评

马克.格兰诺维特的新经济社会学理论是对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宿怨与隔膜的一种回应,更是对经济社会学这一领域的新拓展。他不但从理论上建构起网络结构分析框架,而且论述了网络结构实证的研究方法;他对嵌入性理论的进一步阐述与发展是其思想中最有魅力的一部分,为后来学者所重点关注与援引;他强调,所有制度都是社会地建构的,而并不是环境的外在的、客观存在的方面,这不同于经济学的观点。关于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学界面临着双重任务——寻找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提升。

身份化制度区隔——改革前中国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的形成及公正性问题

本文认为,那种可接受的、具有公正性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基石。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中国大陆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的形成,贯穿着政治身份化和户籍-职业身份化的政治-行政性制度安排,人们的政治-社会身份和地位几乎是固定的,因而附着于这些身份与地位上的经济利益不平等和社会保障差别也几乎是固定的。因此,与许多人关于改革前中国大陆社会是一个平等主义社会的看法不同,本文认为,改革前中国大陆社会是一种制度性不平等的社会,其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不具有公正价值,而人们对它的接受基本上也是被迫的。

农村产业发展中的“小农境地”与国家困局——基于西部某贫困村产业扶贫实践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产业扶贫政策作为国家在贫困地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核心是在农业生产层面对小农逻辑进行全面改造,即从"为生存而生产"向"为市场而生产"转型。但是,旨在"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的产业扶贫政策,并不能达成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乃至遭遇失败,产生了"小农境地"。本研究对一个贫困村的产业扶贫实践进行了历时和共时的分析,揭示了为何政策实践会陷入"动员—失败—再动员"的困境,讨论了相关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围绕"国家、农民和市场"关系,通过对产业扶贫政策的反思,发现国家在"改造农民"和"驾驭市场"方面面临的双重困境,原因在于政策定位和聚焦不合理。由此本文提出了产业扶贫政策应该进行"服务转向"。

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制度

本文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贫困阶层的形成过程及规模，回顾了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动因和上海、武汉、重庆三种制度模式的运作情况，研究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政策建议。

“新人类”:一种社会学的解读

▲“新人类”是社会发展中的短暂现象， 不必为之忧心忡忡▲中国“新人类”现象的出现是“超前性 过度世俗化”的产物▲“新人类”潜在地、超前地提出了现代化可能出现的某些“陷阱”▲与其为“新人类”炒作，不如为“新生代”

论中国社会政策成长的阶段

本文提出,观察中国社会政策的成长,不能依据它的某些外在条件,而要看它本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形成情况。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政策是依附于经济政策的。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得到落实以来,社会政策才逐步处于与经济政策相互并立、协调发展的地位。在经过一个较长的并立阶段以后,社会政策有望处于主导地位,那将是社会政策成长的更高阶段。

近十年来中国公众社会公平评价的特征分析

我们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十年来的数据资料,剖析中国公众对于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变动趋势、社会公平感的结构、社会公平感的群体差异以及社会公平感与社会态度的关系。近十年来,中国公众对社会公平状况的总体评价基本上处于好评区间,其中公众认可度最高的是教育公平,其次为保障公平,最低的是政治公平和经济公平。近十年来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平评价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公平感提升不明显。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社会群体反而有着较高的社会公平感知,以农村居民为主的底层群体较强的"相对增益感"是支撑社会公平状况正向评价的重要因素。社会公平感影响到社会信任、社会安全感、社会冲突意识、社会认可度、对政府的评价、国家评价等一系列社会态度,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合化及其社会后果

晚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阶层不分化、分化、合化、分化的交替进程,影响阶层分化、合化的三个自变量分别是资源特性、组织权力与公共权力。资源特性、组织权力在自发运作的市场中导致阶层分化的马太效应具有必然性,公共权力则具有选择性。当公共权力阶层与强力资源拥有阶层兼组织权力阶层结盟时,阶层分化加剧,社会有发展但是不稳定;当公共权力阶层与弱力资源拥有阶层结盟时,阶层合化出现,社会稳定但是不发展。要使社会既稳定又发展,阶层之间应该既分化又公正,公共权力阶层应该是不自由的,受制约于各个阶层并代表各个阶层。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背景形成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进行分析,可得出现阶段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步骤,即五个坚持和五个统筹。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像力” 理解米尔斯的一条内在线索

本文试图阐明,在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与其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纲领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通过对米尔斯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经验研究成果,即由《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以及《权力精英》所组成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的考察,作者发现,从这些研究中所浮现出的"大众社会"图景深刻地影响了米尔斯关于"社会学的想像力"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了米尔斯的社会学著述所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即对于社会变迁可能性的探寻,以及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