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消费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宁夏生态移民家庭消费研究

本文使用宁夏迁入地与待迁地移民经济发展与生活改善的调查项目数据,分析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消费的基本状况,并对贫困地区迁移和待迁的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消费倾向和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据此提出了旨在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策建议。

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中出现了“新中间阶层”,通过调查和相关统计资料分析,我们发现其有如下特征:1.受到中国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制约和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中出现的“新中间阶层”,在其阶层构成上显示出独特的异质性,即一是受到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及社会关系网络这三种社会地位资源配置关系的作用而具有的地位评价上的不一致性;二是内含了一个拥有一定私有生产资料、占有一定雇佣劳动、具有一定私有财产关系的“私营企业主”特殊阶层。2.受这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来源可区分为三种进入渠道,即由权力授予关系所作用的行政型进入、由市场交换关系所作用的市场型进入和借助社会关系资本作用的社会网络型进入。3.在观念整合上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属性及差异。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从社会主体到国家意识--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及其对意识形态构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初步恢复、快速发展、规范发展和战略发展四个阶段,目前表现出数量高速增长,但总体弱小、领域和地区分布不平衡等特点。相关研究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回应了改革开放实践提出的社会重组和社会建设的理论问题,丰富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时代内容,增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巨大包容力。我们认为应当摒弃传统社会所固有的关于社会组织双刃剑的观点,建立和完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包含相关政治纲领、法律体系和社会政策的国家意识,通过意识形态的包容以及国家人事、就业、分配、福利等制度的统一,进一步增强社会组织的主体性。

社会流动与社会资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路径分析

根据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对阶层聚类,只是解决了社会分层中的类型学问题。在阶层聚类的发生学问题,即成员资格竞争条件和社会流动的路径依赖方面,社会资本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一项全国性阶层分化调查数据分析,根据“流动表中成员获得初职的家庭背景影响”、“社会关系在决定社会分配中的重要性排序”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地位获得中,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社会资本在阶层生产和再生产中发挥整合和集成作用。社会资本使权力、经济、文化三种资源相互保持稳定兑换,减少风险,增值增效,也强化了阶层的封闭性。社会资本诱导资本与公共权力结合和相互渗透,扩大了公众的不公平感。这使国家管理者在社会资本积累和互动中面临着交换的权衡和被收买的考验。

城乡居民的公平意识与阶层认同--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初步报告

本文依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三次CSS调查的数据分析,描述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公平意识的变动情况,以及公平意识与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调查显示,多数公众认可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公平的,但赞同此观点的比例有所下降;公众认为不同阶层的上升机会是平等的,且赞同此观点的比例有所上升。公众大多数认为勤奋拼搏和良好教育是事业成功的主要条件,持有这种成功观的比例有所上升;而相信成功靠家庭背景的比例则下降了。多数公众认同自己处在社会的中层及以上,而阶层认同越高的人越是倾向于肯定收入差距、机会平等,即越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为后天因素,公众的阶层认同与公平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公众肯定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所做的工作,高阶层认同者更多关注发展经济,低阶层认同者更多关注公共事务。

中国社会分层与生活方式的新趋势

经过20多年持续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较为均等化的、构成较为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显。2001年以来人们的消费欲望开始重新启动,拥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工薪阶层开始加入投资房产、购买小轿车和度假旅游的消费行列。但由于存在着大量的收入较低的农村人口,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程度仍然是较低的。而且,城乡之间、大中城市与小城市之间在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非常大。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经济分化

基于广东深圳、安徽合肥、湖北汉川和贵州镇宁4个县市的抽样调查资料,我们描述了当前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等级分化现象,并探讨导致经济等级分层背后的主要动力机制。我们认为,目前已出现了以阶层为基础的经济地位等级分层,组织(权力)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拥有量,决定了人们在经济分层中所处的位置,而导致这种经济等级分化的主要动力机制,是市场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原有制度体制的惯性作用。

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

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区分通常是以一些客观社会经济指标来加以确定的,但这种指标在中国近几十年所发生的结构变动中,阶层利益和阶层意识却表现出不明确的,或有待发展的特征。为了检验当代中国社会是否出现了阶层分化的现象,以及阶层结构化的程度,我们进行了考察,并希望依据客观经济指标来划分出社会阶层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顿悟”乃“创造”必经之路?——竺道生顿悟思想对现代心理学关于顿悟研究的启示

无论是禅宗对修行过程的探讨,还是现代心理学对创造性问题解决的研究,都承认突发的创造性顿悟的存在,但对顿悟过程是否为获得心理解脱或问题解决所必须这一问题,心理学的顿悟理论并未给出清楚的解答。中国古代佛学理论家竺道生提出的"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的思想则断言顿悟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可能被分步逐步接近,只有通过顿悟跃迁才能达成,这一顿悟"不可或缺假设"为心理学的顿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互联网对中国大学生慈善渠道信任的影响及其限度

这篇文章试图讨论中国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以及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对这种信任水平的影响。通过采用2013年搜集的一项抽样数据,本文发现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可以分为两类。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大学生们对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慈善渠道更为信任,而对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渠道的信任感偏低。但这里也有两个例外。一是以朋友间慈善为代表的熟人渠道的信任感最高,二是那些受到丑闻影响的组织信任感明显受损。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影响不同信任水平的因素。本文发现,虽然网络行为对某些类型的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它更应该被视为一种中介机制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大学生个体的政治倾向和经济社会特征在大多数时候同样具有持续的显著影响。

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界定

当下中国,一个因掌握知识而拥揽财富、因标榜自由而倾情消费、因向往民主而踊跃建言的可观群体,一股促使社会结构形态日趋"橄榄化"的有生力量,伴随着30年的改革浪潮,闯入大众的视野,常谓之"中产阶级"。今天,我们设问未来中国改革之路,中国中产阶级的沉浮是无法回避的槛儿,而左右其沉浮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则首当其冲,需作透析。本期,我们特邀几位多年来致力于中产阶级研究的学者,他们以崭新的视角、理性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中产阶级乃至中国明天的蓝图。

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本文通过回顾19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及相关研究,并以现阶段人口城市化进程为背景,运用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1],对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本文认为,尽管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状况依然存在,但在快速的人口城市化进程中,消解这些体制性因素的市场化力量正在逐渐发挥作用,而原有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体制性因素,其影响力正在由直接影响转变为间接影响,即在劳动力市场外发挥作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正在显现出以区域城市化水平为基础的纵向分割。因此,唯有在注重人口城市化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城市化质量,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消除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体制性因素影响。

应高度重视灾后重建中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因素

当前，5·12汶川地震灾区正处于灾后恢复、重建时期，可谓百废待兴。灾后重建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巨大工程，而灾区民众自然是这项巨大工程的主要行动主体。事实上，对于灾后重建，灾区民众既是主要参与者。又是直接需求者和最终受益者。

文化的可比性——“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讨会集萃

跨文化比较研究是人类学经典的研究方法,其在学科史上经历了从占主导地位到被扬弃再到重新兴起的曲折发展过程。鉴于跨文化比较的有效性问题和操作方法尚未得到透彻讨论和完善解决,2013年3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课题组邀请一些知名人类学者,在集思斋召开了"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研讨会。会议计划对以下重要问题进行回应:其一,文化是否具有可比性?其二,跨文化比较的主要手段是什么?其三,研究中的主体间性怎么解决?其四,怎样在不完全个案归纳中去建构理论?其五,如何应对后现代主义的质疑?

阶层结构与区域差距

区域差距是研究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建构方式。由于区域不均衡发展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本文将从基本情况、经济总量与结构、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市场规模与居民消费、发展能力与经济活力等6个方面,对中国大陆八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其差距扩大的原因。本文认为要打通理想目标和社会现实之间的阻隔,就需要统筹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并将阶层结构纳入关注视野。

土地补偿费分配应向失地农民倾斜

失地农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保守估计,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约在4000万人左右,此外每年还要新增100多万人。为确保失地农民的生计,党和政府给予了高度关注,在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和解决他们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然而,由于现行征地安置政策滞后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致使失地农民日益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数据显示,我国因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引发的失地农民上访问题十分突出。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2年上半年,群众反映征地纠纷、违法占地等问题的,占信访接待部门受理总量的73%,其中40%的上访人诉说的是征地纠纷问题,而在这部分人中,有87%反映的是征地补偿安置问题。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国情调研团在长春南郊某村的调查,仅2004年,该村失地农民进京上访3批共300余人次,向本省各级各类部门群访、个访案件则“不计其数”,并且至今未见息访迹象。失地农民上访问题,事关农民失地后的切身利益和长远生计,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局,如不能及时妥善加以解决,势必损害党和政府在农民心中的形象,进而危及农村的社会安定。一、当前我国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焦点议题在征地补偿款分配...

公厕问题与“公厕革命”

当前,世界上正面临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匮乏等重大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与不能登大雅之堂,又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须打交道的厕所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公厕革命已列人世界各国的议事日程。如日本于1985年5月由个人志愿者组成的公厕协会宣告成立,1993年在日本大阪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公厕研讨会,1994年亚太地区公厕服务研讨会在香港召开,1995年5月又在香港召开了世界公厕研讨会。

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

国家、市场与传统文化是构成性别话语的三个基本要素。从改革开放前30年到后30年,中国社会的性别话语发生了明显转型,由国家主导的话语模型转变为市场导向的话语模型。市场化一方面改变了国家话语的叙述方式和内容,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市场话语和传统话语的结盟。转型后的性别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素质话语,它不再表现为一种由国家建构的、在实践中打了折扣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平等蓝图,而是表现为一种在现代性和个体自由的诉求中利用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的各方力量平衡做出主体选择的精打细算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