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赛龙舟、“村BA”到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人类学的两条脉络

基于回顾及反思,本文指出,一方面,通过学科引进,以体育学者为主体的“体育的人类学研究”在民族传统体育方面展开研究并奠定了学科基础,但也存在过于依赖进化论框架、理论素养不足等局限。从族群关系视角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民族地区现代体育项目的火爆则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下的互补特征。另一方面,着眼于当代体育现象,结合海外体育人类学前沿经验,以人类学者为主体的“人类学的体育研究”应当具备跨文化视野,展开扎实的民族志积累,并根据切实的理论揭示体育现象背后的变迁:民族国家的意义正在被重新强调,但也不断显露出对外部性的包容。两者应结合成以文化人类学为依托的统一的体育人类学。

头人为什么造土司的反:王权视角下对清末民国西南边疆的再认识

清末及民国年间川康藏区改土归流之际或之后,头人群体崛起并反对、挤压乃至取代土司是颇为常见的地方军事政治景观。受神性王权理论的启发,基于现有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及地方文史材料,本文指出土司是地方社会认知中的王,而头人则应归为百姓群体,二者属于“陌生人-王权”观念中的外来统治者与土著二元范畴。头人造反是土司制度消亡之际,边疆地区维持社会活力、寻求群体内部完整性和对外独特性的一种尝试。关于王权神圣化的讨论,本文指出土司权力受到多重限制,土司制度已经成为自上而下地容纳、调谐从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到边疆社会独特性的容器。这一重新理论化的努力,既回应王权理论中对王权危机约束机制不足的问题,也为理解边疆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治理提供历史洞见。

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城市化困境--以内蒙古为反思案例

笔者有幸主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2015年间内蒙古城市化建设的国情调研重大课题。在深入内蒙城镇的调研期间，主要接触的有三类人，一类是学者，如朝戈金、恩和、海山等；另一类是当地的农牧民；还有一类是内蒙古自治区行政部门的政府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