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研究员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1]30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核心原创成果,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优势和实践创新。为深入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相关问题,本刊围绕“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的主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研究员。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智能时代我国社会结构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对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产生颠覆性影响。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人工智能正在成为类似于历史上蒸汽机、电力等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通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正将人类社会带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结构呈现智能现代化特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特征为新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契机,新质生产力也为破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西方现代化百年来,始终难以克服的弊病,也被带入了智能化时代,在“数字鸿沟”之后,“智能鸿沟”也在西方社会逐步形成。智能时代的中国社会结构,展示出新型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特征,表现出优于西方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新形态,成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两种观察视角——兼论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其根本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由此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现代以来我国政治建设长期内生性演化的成果,是对世界政治格局演变作出的一种回应,也是新征程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一种新的政治发展理念,也是具体的政治制度实践。从制度实践的角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持续探索的实践结晶,代表了新时代以来人民民主的最新形态。从重大理念的角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过程中得出的民主新认识,是新征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遵循。

学业和就业竞争压力下大学生社会心态特征——基于2023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大学生群体是我国青年人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的境遇状况及其社会心态关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基于2023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从政治信念、社会态度、学业竞争意识、就业取向、焦虑心态和网络情绪宣泄等方面了解“00后”大学生的社会心态特征。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在政治价值取向方面高度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对于一些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与其生活境遇紧密相关、事关其个人发展前景的问题感到迷茫困惑。同时,学业和就业竞争“内卷化”导致大学生群体产生集体焦虑心态,他们往往通过夸张的、娱乐化的网络情绪宣泄,消解竞争压力与心理焦虑。新发展阶段培育大学生积极社会心态面临诸多挑战,如何使党和政府倡导的“远大理想”和“使命担当”与大学生面临的学业和就业选择之间建立有效链接,实现落地化的有效转换,既需要高校教育创新“大思政课”理念、模式、视野和内容,更需要多角度出发、多部门联动、顶层设计思维,提出切实可行、落地有效的政策方案。

中国社会治理研究:溯源、转向与展望

1999年之前的治理概念有明确的管理和整治的含义;1999年之后,西方治理理论之于中国情境的适用性讨论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2013年之后,治理频繁地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之中,学界开始着重阐述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治理内涵。与此同时,过度饱和的理论性研究引发学界对基层治理实践的经验研究转向,并形成问题政策和经验模式两种研究导向,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又陷入地方叙事的琐碎和宏观政策的机械阐述之中,对进一步的研究产生阻碍。由于关系视角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具有极强的亲和性和历史合法性,可以作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的统摄性的理论视角;而数字技术深刻地影响了如今的社会治理,这应该作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主题;在研究路径上,构建理论与检验理论的研究路径同时存在,但都应该围绕中层理论而展开。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介绍及应用说明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大型纵贯调查。从2006年开始,CSS项目组至今已开展过9期调查,向公众开放了8期调查数据,为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高质量数据库。为了让用户更加深入地了解和使用CSS数据,本文从研究设计、抽样设计、调查过程、基本变量含义说明、数据开放和获取等五个方面对CSS调查进行具体的介绍。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新范式的涌现

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影响虽刚刚开始,但已引发了诸多的关注和讨论,未来将更加热烈。从对学术体系的影响来看,在理论上,GAI推动了机器心理学、行为学和伦理学发展,推动智能社会科学进入新阶段;在方法上,GAI成为重要的数据分析工具;在数据上,GAI不仅能进行数据采集,其生成内容也能成为研究数据。从对学科体系的影响来看,在学术评价上,研究数据可得性更高,开展验证性研究更具可能;在人才培养上,研究者更为技术均等化、知识普及化和学习自主化,也要求其更具创新精神、智能思维。从对话语体系的影响来看,在公众话语上,学术权威部分被消解;在国家话语上,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使命更加重大;在国际话语上,哲学社会科学引领全球的机遇显现。

社会心理学视域下文化需要满足与文化自信提升研究

在社会心理学视域下,文化自信可以区分为心理维度上的文化认同和时间维度上的文化发展信心。从需要满足的角度来看,个体和社会层面的文化需要满足会影响文化自信的形成。通过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进行检验分析后发现,当前我国居民文化自信水平较高,但在不同群体和地域上存在差异。居民文化需要满足程度越高,文化自信水平越高。因此,提升文化自信的方式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注重以人为中心,在了解不同群体文化需要的基础上推动文化发展;另一方面要让文化传承创新能力和文化国际影响力更为显化,从而促进关于中华文化的社会共识的形成。

“关怀-照护”理论、老年照护体系和照护型社会

本文讨论了关于老年照护的三个关键性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照护”的理论背景、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其一,“关怀-照护”理论,是一个围绕英文名词“Care”演绎而成的理论体系,涉及关怀伦理学、照护人类学等,本文用一个三角形图示来阐明以这个理论为基础的老年照护体系中的功能耦合和互动;其二,以上述理论为基础,本文认为居家照护既是中国老年人的刚性需要,也是整个老年照护体系的基础;其三,本文从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未来社会的影响来讨论老年照护体系和居家照护如何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同时对老年照护体系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政策创意和方案设计。

论以社工站为基石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建设

随着民政部于2020年部署在全国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进入本土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建设的关键阶段,本文将其总结为以社工站为基石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服务制度建设阶段。其中“社工站制度”是该制度体系的基石,而社工站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围绕面向城乡社区居民生产、传递和提供普遍可及的基本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相关配套制度。社工站服务提供制度的核心又是“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提供制度”。为保障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服务制度体系的有效建设和可持续运行,相应的社工站人才队伍制度建设应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新社会转型背景下的闽宁合作与区域共同富裕研究

解决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富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所要实现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东西协作发展一直在进行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闽宁合作就是其中的典范。本研究将闽宁合作放在改革开放开启的社会转型到新社会转型的时间转换中探讨先富帮后富、现代带传统、城市反哺乡村的跨区域机制演化,从中揭示闽宁合作何以推动区域共富发展以及实现可持续的原因和机理:从开始的帮扶到后来的协作、从政府为主导到市场、社会参与,实现了从单方受益到多方受益特别是福建各方从中受益的转变,构筑起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机制,体现了社会转型从二元分割转向多元融合的现代化新发展方向和轨迹。

我国大型社会调查的经验与反思

大型社会调查既为社会变迁的现状和趋势分析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又为教学、科研和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21世纪以来,大型社会调查在抽样技术、管理模式、访问执行和数据分析等方面不断积累经验,为数据使用者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库。本文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从测量的视角进行反思,以跨情境效度、概念规范性、比照权威统计为切入点,以典型概念的测量和数据分析为例子,从调查方法层面总结调查研究如何推动社会议题的发展。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总体性社会情绪

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是指弥散在不同社会群体之中、容易形成共鸣并分享的一种相对一致的群体表达,是人们在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以及行为取向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信念、精神和价值观。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由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与行为取向组成,并通过满意度、社会信任与社会信心实现操作化,其功能则主要在于社会整合与结构维持。总体性社会情绪嵌入社会的结构之中,其结构的二重性表现为在总体性社会情绪引导下的社会行为既维持结构,又改变结构;对人们的行为有制约作用,同时也是行为的前提与条件。国家治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总体性社会情绪的建构、解构和重构。通过总体性社会情绪来认识时代与社会,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政策工具的努力,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启示价值。

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文性路径

发展中国社会学的人文性,是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途径。人文性与科学性是成对出现的概念:社会学的科学性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人文性则可以成为一个实体,它通过探寻中国社会的实质性特征,聚焦于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知识,立足于从人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的构成。中国社会学的人文性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潘光旦在中国现代化早期提出“新人文思想”的尝试、费孝通对社会“心态”研究的探索,以及当下一些社会学人对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深入研究。在当代中国对社会人文性知识的探索,需要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去发现和理解“活”的社会文化,探寻新形势下社会文化创新的学术表达。

以社会救助推进共同富裕:逻辑、效能、问题与对策

社会救助制度如何充分发挥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背景推进改革优化应当考虑的根本性问题。与西方国家社会救助实践不同,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逻辑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救助理念坚持兜底和补短原则,救助申请坚持向全民开放,救助资金坚持政府主责,救助资源坚持社会协作,救助方式坚持分类多样。针对新形势下社会救助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研究立足强化社会救助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这一视角,提出了四条主要建议:提升社会救助对象识别精准度,真正让共同富裕惠及低收入群体;拓展非商品化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让低收入群体在有人情、有温度、有效果的服务类救助中真实享受共同富裕带来的成果;形成多元主体共促高效的社会救助资源供给机制,最大化扩大社会救助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运用智能化、数字化技术优势,为社会救助促进共同富裕夯实技术基础。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下) 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

本文系统梳理了社会学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几项产权研究,试图从占有、经营、治理三个经典理论概念出发,分析乡镇企业的生成结构和运行机制。文章指出,乡镇企业在占有关系上汇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在经营关系上则充分利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将土地承包、企业承包经营和财政包干结合起来;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相融合,解放了家庭、宗族、习俗等各种传统资源,并以此寻求实践中的改革与创造。乡镇企业作为社会运行的多重因素和多重环节的交集点,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制度创新空间,也充分反映出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

数字时代小商户的私域运营与生存韧性——平台主导下技术红利兑现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基于对茶叶电商发展状况的案例研究,探讨了缺少规则议价及资本造势的小商户得以持存并兑现电商技术红利的机制。研究表明,虽然电商平台与大品牌商家倾向于强强联合并日益占领公域资源,小商户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通过私域运营的方式避免在技术发展中被边缘化的命运。私域运营之所以能够为小商户赢得相当的生存空间,主要来自数字技术与产业经营过程的融合:首先,平台的迁移性塑造了流动的线上场域并容纳小商户灵活的生意形态;其次,私域的可见性促发个性化产品的供给及其与商户个人特质的互嵌;最后,线上线下贯通的连接性延展了人与人互动和连接的广度和密度,为小商户积累了实质性的人际关系资本。本研究为考察数字化背景下小商户的生存韧性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上) 重返经典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尝试

本文系统梳理了社会学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几项产权研究,试图从占有、经营、治理三个经典理论概念出发来分析乡镇企业的生成结构和运行机制。文章指出,乡镇企业在占有关系上汇合了公有制、共有制和私有制等多重因素;在经营关系上则充分利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将土地承包、企业承包经营和财政包干结合起来;在治理关系上将体制的、知识的和民情的等多向度的治理机制相融合,解放了家庭、宗族、习俗等各种传统资源,并以此寻求实践中的改革与创造。乡镇企业作为社会运行的多重因素和多重环节的交集点,不仅蕴涵着丰富的制度创新空间,也充分反映出改革时代的制度精神。

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联动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联动是为提供优质社会服务、改善社会福利体系而进行的重要探索。深入研究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的联动实践样态,探索有效的合作模式和协同效应,成为当前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领域的重要课题。文章首先探讨了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联动的历史背景、现实需求和理论支撑,揭示出它们之间的价值关联、动力生成和共生互融,从而解读了这一联动合作现象背后的三重逻辑。其次,对社会工作、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社会工作机构、慈善组织和乡镇(街道)社工站开展调研,对其联动运行机制展开剖析,揭示了现存的一些困境与挑战,包括联动动力不足、联动权责不清和联动质量不高等。为应对这些挑战,笔者提出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应通过编织联动网络、明确联动责任和延伸联动触角,实现互惠共生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