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宗教改革与中东社会变革——世界史视角下的中东社会发展剖析

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视角考察中东社会的发展,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中东社会复杂的现状、把握其发展态势。中东地区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只是在近代以来衰落了,目前中东国家正处于十分重要的转型时期,即摒弃传统专制主义之后向现代民主政治迈进的“过渡政治阶段”。伊斯兰教本身却仍处在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承载了太多的非宗教功能,使政教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社会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东国家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发展,伊斯兰教改革滞后也影响到中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伊斯兰宗教改革不仅能实现自我完善,还必将推动中东地区深刻的社会变革。

俄罗斯强势重返中东及其战略影响

由于中东陷入大规模动荡和失序,加之美国的战略收缩所带来的权力真空,俄罗斯借助叙利亚战争重新成为中东的主要博弈力量。俄重返中东对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构成重要挑战,"美退俄进"格局悄然成型。

中东剧变与地区安全的困局及前景

中东剧变以来,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持续动荡,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局部风险不时急剧攀升,安全局势处于不断变化和部分失序状态。中东地区是全球安全治理最薄弱的环节。中东安全失序产生的外溢效应不仅危及周边地区,还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中东国家面临的军事和政治等传统安全问题尚未解除,国际油价下跌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东地区原本动荡的安全局势雪上加霜。经济问题、公共卫生治理问题、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地区的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域外大国的干涉使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愈发复杂、混乱。安全问题成为中东地区国家稳定和发展的绊脚石,中东地区的安全治理难度极大,任重道远。

中东新秩序下库尔德问题走向与中国的角色

中东变局发生至今已有4载,它把阿拉伯世界拖入了漫长的"严冬"。4年来,中东政治生态、地缘政治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其中库尔德人的异军突起格外引入注目。库尔德人认为当前中东大面积动荡和地缘政治板块大变动可能是其面临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由此迎来"库尔德之春"。尤其是2014年夏天以来,"伊斯兰国"的突兴以及伊拉克陷入瘫痪,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建国似乎在即。虽然未来库尔德人能否独立建国还存很大变数,但他们日益成为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伊朗人和犹太人在地区并驾齐驱的五大主导力量,这将是难以逆转的趋势。面对"库尔德之春"的到来以及库尔德人在中东开始扮演新的角色,中国对这一地区新兴力量采取何种态度与政策日益引入关注。

叙利亚战争与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

叙利亚战争既非内战,也非教派冲突,而主要是一场地缘政治争夺战。多重矛盾交织,多组势力对立,致使叙利亚战争性质莫名难辨。自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地区内外势力纷纷卷入,并展开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导致叙利亚问题日趋复杂,不仅使其解决难度增大,还扩大了叙利亚战争的外溢效应,对地区和国际格局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也门政局再陷动荡及其影响

自2011年前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被迫下台后,也门政局一直险象环生,全国和解对话裹足不前,所谓＂也门模式＂[1]始终面临巨大考验。2014年7月,政府燃油补贴改革引发新一轮抗议潮后,胡塞反政府武装乘机发动＂人民革命＂,先是进入首都萨那,随后全面夺权。萨利赫之后上台的哈迪总统逃离萨那另立政权,造成当前也门出现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

伊朗:在抗争中寻求外交突破

伊朗曾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盟友。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美伊关系迅速交恶。美国视伊朗为“无赖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邪恶轴心国家，伊朗也同样视美国为最大的敌人和“大恶魔”。1980年美伊断交后，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伊朗核问题突显后，美对伊朗政策日趋强硬，不仅扩大了对伊制裁范围，还以武力相威胁。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重压，伊朗在抗争中寻求外交突破。

“丝路”战略下，以“1＋2＋3”合作格局为主轴，全面推进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关系

在低油价下，很多中东产油国很可能会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投资储油库、输油管道、港口等石油储运基础设施建设，这为我国在中东地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机会；帮助中东国家提高非油气货物商品的生产和出口能力将会是中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合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而尝试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中东地区落地将会是合作的新亮点。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其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该行动方案推出后，“一带一路”正式上升为指导国家对外合作的重要战略。

失序的时代与中东权力新格局

混乱而无序是当下国际形势发展的主要特征。阿拉伯剧变之后的中东可谓全球无序的典型。动荡的中东呈现出大国竞争新常态,且正在孕育着新的地区格局。美国独步天下的局面正在逐步被打破,"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开启大幕。美国作用的缺失和弱化带来巨大的权力真空,群雄逐鹿中东,"美退俄进"、"西退东进"、"一降两升"三大特征明显。中东正由单级向多极化加速演进。中东失序的根源在于全球及地区范围内的权力失衡与转换。中东最终走向有序,仍需很长一段时间,既有赖于新制度和规范的确立,亦有赖于全球及本地区的权力再平衡。

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经济关系探析

与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关系在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能源的需求,而海合会国家经济以能源为支柱产业的特点决定了其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能源市场。能源合作成为双方经济合作的核心,并通过双边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得以体现。能源关系的发展推动了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合作的发展,使双方经济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保持和发展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双边经济关系,促进石油美元的顺利回流,在增加从海合会进口石油的同时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以及保持稳定的石油进口,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良性运行。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济关系发展前景广阔。

美中东战略收缩及其地缘政治影响

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实行战略收缩,力图从中东脱身。战略收缩主要体现在美对中东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投入减少和干预减弱。这不仅使美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也在该地区造成权力真空和地缘政治失衡。美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是美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亚太"再平衡"政策相互关联、相互制约。

政治游说与社会公关:库尔德移民对欧盟库尔德政策制定的影响

欧洲是库尔德人在库尔德斯坦之外的最大聚居地。欧盟库尔德移民群体高度政治化,民族归属感强烈。库尔德移民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唤醒欧盟社会关注库尔德人的生存状况,游说欧盟支持库尔德人利益诉求。近年来,随着中东陷入动荡和叙利亚战争爆发,尤其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兴起和大规模叙利亚难民潮的出现,在库尔德移民组织积极游说下,欧盟对库尔德人的态度与政策发生积极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欧盟社会对库尔德人同情感普遍提升;扩大与库尔德人直接联系与交往;加大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军事支持;将库尔德人提升到伙伴和盟友的重要地位;敢于因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进行对抗。虽然欧盟对库尔德政策并未发生根本转变,仍对库尔德人独立建国持反对态度,但库尔德移民在欧洲社会日渐上升的影响却是不争事实。

苏丹大选与中东政治民主化

2010年4月,苏丹成功地进行了全国大选,之后面临着如何避免南方分裂、达尔富尔问题、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压力等一系列挑战。由于诸多制约因素,中东政治民主化进程命运多舛。美国等西方国家曾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推进"中东民主,但却事与愿违。从中东的现实来看,"适度权威"仍是不可或缺的,有其积极的社会历史意义。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现实发展过程中尚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中东国家政治发展已经在向政治民主化过渡,而不是相反。

中国能源安全新思考

中东地区剧变及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化对中国传统能源安全观提出了挑战。重新审视中东能源的地位,中国仍然依赖中东的能源供应。从多视角和关注点对中国能源安全进行新的思考,中国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面临新的挑战。除了继续维持和发展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中国还要关注与日本、韩国和印度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共同利益,扩大能源来源多样化,重视发展与非洲的能源合作,从多方位维护中国能源供应的安全与稳定。

低迷油价下，中东产油国的战略选择

对于沙特等国而言，尽力挤出国际石油市场上存在的“过剩”投资，阻止低油价均衡的出现或是缩短低油价均衡的持续时间，便是其石油政策的核心内容。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除非国际石油市场出现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风险消除，石油市场参与者对沙特等国减产的任何预期都将落空。

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

俄罗斯与土耳其双边关系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6世纪伊始的旷日持久的俄土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至苏联解体,俄土关系经历了对峙、亲密、摩擦、回缓与务实合作等不同发展阶段。随着冷战的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和土耳其两国关系发生历史性逆转,走上战略合作之路。这一时期,俄、土之间由合作到对抗、再由冲突到合作的迅捷转变,不仅说明双方共同利益基础牢固以及彼此需求的迫切性和现实性,也显示俄土关系的战略性和坚韧性。与此同时,外部战略环境的变化对双方关系的上述"回摆"态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土耳其与西方的战略盟友关系以及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将和平共存。

境外工业园建设与中阿产能合作

工业制造业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是中阿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有合力推进工业化发展合作的迫切需要,且阿拉伯国家在资源禀赋、市场环境等方面具有承接中国部分优势产能的潜在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国家营商环境普遍不佳、与中国文化及心理距离较远、国内企业对阿拉伯国家制造业投资缺乏热情,中阿产能合作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基于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为有效推动中阿产能合作,中方应在甄别阿拉伯国家潜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境外工业园区投资模式,以期消除制约中资企业对阿拉伯国家投资的外部约束,吸引更多的国内制造业企业对阿拉伯国家投资,在当地建成境外产业集聚地和产业集群地,以此推进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及其竞争优势的提升,实现中阿产能合作的突破性发展。

沙特阿拉伯的工业化与中沙产能合作

沙特是长期坚持工业化发展并取得显著成就的国家。它的工业化成功探索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工业化过程中,石油和石油收入发挥了提供工业原料、能源、资本积累和平衡生产要素的作用。沙特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工业化的规划者、奠基者和推动者的作用,私营部门则通过接续并协力推进而逐渐成为工业化的重要依托,外国投资发挥了必要的技术和市场补充作用。沙特目前的工业化模式受到低石油价格的冲击,削弱了政府对工业化的支持能力,石化工业发展面临市场、原料制约、工业化难以解决结构性失业等三方面的挑战。沙特正在进行的经济调整强调市场导向和发展新的工业部门,但只是部分回应了存在的问题。当下,石油工业、产能合作以及基础设施和金融合作成为中沙之间最有潜力的合作领域。

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路径探析

中东地区的库尔德问题是最典型的民族问题,其中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又最具代表性。进入21世纪以来,从"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到"伊斯兰国"的崛起,中东的库尔德人已成为该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土耳其库尔德人在寻求民族身份的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从凯末尔的强制同化政策到埃尔多安的"承认政治",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有着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政治原因,并且经历了长期、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反过来又建构了土耳其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结构。本文通过对土耳其库尔德人民族身份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路径的探析,希冀在全球化背景下能更好地理解中东库尔德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从而有助于对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族群认同危机的研究。